领导人的选举显然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它令人费解地一直延迟到十月十日，起义者要决定的关系重大的问题不是谁来担任这个组织的领袖，而是谁来担任未来中国合众政府的大总统。选择“伯理玺天德”这个英文“总统”的音译词语，表明了西方共和制对他们的吸引力。有证据表明，这时杨衢云比孙中山更为倾向共和主义。
参加者称为“临时政府”的一个“总统职位”，引起了剧烈的斗争，几乎导致谋杀。孙中山首先当选，但杨衢云提出要求：他至少在攻占广州之前要据有这个职位，攻下广州后再还给孙中山。对孙中山的领导权的这种挑战，显然使孙及其追随者感到诧异。郑士良想马上把杨衢云“杀掉”，但孙中山的另一个密友陈少白则劝他暂作让步。陈少白认为杀掉杨衢云会引起事端，以致把香港当局也卷进来，而香港这边的事仍需杨衢云主持。一旦起义成功，不管怎样孙中山都会控制广州：如果起义失败，这个头衔也就毫无意义了。孙中山认为他说得有理，勉强地依从了他的对手。团结虽然保住了，但不信任和怀疑的种子也在孙中山的一派中播下了，他们认为杨衢云的行为是篡夺他们领袖的权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
他们之所以不得不最后依从杨衢云的要求，是因为杨衢云控制着运动的财政。虽然筹措资金是孙中山到夏威夷去的一个主要目的，但他在那里所作努力得到的现金却很少。像黄咏商那样的大捐赠者，都来自香港。黄咏商卖掉了若干财产，捐了八千元给兴中会，看来他是杨衢云的人。杨衢云、黄咏商和辅仁文社的共谋者谢缵泰组成了三执政，掌管着起义集团在香港方面的财政和其他事宜。然而，尽管杨衢云在十月十日的严重对抗中迫使孙中山作了让步，但对第三个人物——何启博士，那是他们俩人无论在政策和纲领上都言听计从的。
一八九五年三月，何启重新在他从前的学生中出现，充当了孙中山和杨衢云联合力量的“幕后军师”。他没有正式加入这个组织，但却出席最高指挥部的会议，保证暗中给予支持。两个香港记者之所以答应给予帮助，无疑是由于何启的影响。何启曾给《德臣西报》写过匿名文章谈中国的革新，显然他同该报有特殊的关系。
何启的支持尽管是偷偷摸摸的，却为起义者打开了新的前景。当运动一旦揭去秘密的伪装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个英国殖民地中富有而又知名的人士，最有资格使运动在人们心目中受到尊重，因为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杨衢云也只是一个职员。一旦在广州站稳了脚跟，起义者就需要一个发言人向列强说明他们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有谁比何启更合适呢？
没有理由设想，如果革命的起义成功，达到了它最初的目的，并提出更远大的目标，这时何启会甘居幕后。他不仅仅是一个有权势的同情者。此时在所有和兴中会有联系的人中，只有他的名字是同明确的政治纲领相联系的，很难置信，他不想帮助促成纲领的实现。由此可见，他还不能暴露自己，此时他只负起了“起草宣言……等等”的责任。这样，当杨衢云，郑士良在九龙和广州三角洲招募海盗，当孙中山通过他的农学会企图诱惑广州的士绅时，何启则通过对外国记者的工作，得到各个通商口岸有进取心的外国商人和伦敦比较克制的英国政策制订者的认同。
《德臣西报》被特别用来宣传何启对广州起义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论述。然而，出现在报上的有关起义所要达到的目的的报道，同人们所了解的兴中会的目标大不相同。问题不在于它是否真是改革党人的政治目标，还是他们专给外国观察者描绘的轮廓。此外，在这家友好报纸的专栏里，还透露了通过动乱外国人可以从通商口岸得到什么利益，以及他们为何可以信赖兴中会。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二日，该报的一篇社论首次暗示了广州起义的存在。这篇社论在详述了随着清军最近的惨败而产生的普遍不安情绪之后，它估计了会党发动起义的各种可能性。正当一些提供消息的人士大量报道长江流域哥老会的革命潜力和急派武装船只开往中部省份的各水道时，该报断言：“如果起义真的发生，那么长江以南各省的大部分居民将群起响应。华南的居民已经不声不响相当好地组织起来，现在需要的只是能够点燃民众起义之火的一位杰出的领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