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孙中山竟会信任刘学询？尽管刘学询倾向于颠覆政府，但他是一个守旧的君主主义者，孙中山在这第一次高级的政治冒险中，认为自己在策略上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为了推翻清朝在广东的统治，他准备同保守的、但又是野心勃勃的绅士妥协，即使这样做会暂时冲淡他的政治目标也在所不计，这个目标此时还只是模糊地谈到过。同刘学询的这种关系，进一步表明了孙中山在个性上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其次，他渴望士绅参加进来，这种心情并不曾消减。虽然他的副手们从中国社会的底层吸收追随者，但孙中山并没有自觉地成为下层阶级领袖的角色。他的政治观点包括了所有的阶级，尤其在早期年代中，他认为如果他掌握政权的话，这些受尊敬的有权势的人士的合作是必要的。终其一生，孙中山总是随时准备用外交手段或秘密谅解来补充，甚至代替直接的暴力行动。因此，暗示他的起义与高级人士有关，谅必是有一些根据的。
与此同时，贮存军火的房间和仓库已在广州附近安排得当。在孙中山从夏威夷带来的美国化学教师的指导下，密谋者甚至试图自制炸弹。据说孙中山这时是广州郊区这个秘密军火库的常客。在城内，他们重要的藏身地之一是宗教书店圣教书楼，它的业主左斗山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孙中山在广州居住期间同他成了朋友。事实上这个地方是一八九三年他行医时租用过的同一间店铺。该店所在的那条街是知识界爱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这个城市最大的书店。店的后院被用做长老会的礼拜堂，星期天的礼拜仪式是由王质甫主持的，王也是这个书店的经理。左斗山和王质甫都加入了兴中会，他们的店铺是一个开会和贮藏军火的地方。杨衢云从香港运来的标有“士敏土”字样的很重要的木桶，就是由这个书楼转交给王牧师的。
起义者在清军中也找到少数的同情者。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在兵营中煽动不满情绪证明是革命武库中强有力的武器，然而进展却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同乡和亲属关系。两个水师军官，程奎光和程璧光兄弟俩都是香山人，从孙中山在广州的时候起，他们便同情孙中山及其朋友们，并加入了兴中会。程璧光曾在英国受过海军训练，弟弟程奎光则是一支小舰队的管带，在一艘战舰上服役。一旦进攻广州的战斗开始，他就把他的部队投入革命事业。另一个亲属程耀宸，同样是一个来自孙中山故乡的水师成员，也参加了这个起义。
虽然起义者试图打进一万多人的省陆军中去，但记在他们花名册上的名字却只有一个胡凤璋，他是两广督署卫队中一个湖南籍什长，是由一名三合会会员引进起义者中来的。后来在起义败露后，胡帮助孙中山逃离了广州。
另一个从军队中吸收的成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陈廷威，一个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开始是郑观应介绍给孙中山的，然后陈少白在上海吸收了他。陈廷威回广东老家时，孙中山给他资金，委托他在北江地区招募绿林。陈开始送来吹嘘他的成就和报告，孙中山大为高兴。但同时又听说陈经常呆在家里。孙中山不相信自己受了骗，派陈少白前往调查，最坏的情况证实了；陈廷威没有到乡下去进行鼓动，他只是不断地向孙中山送去杜撰的报告。这件事暴露了兴中会在发展会员上不严格。这个插曲结束了陈廷威同广州起义的联系，几年后，他企图诱骗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同清政府妥协，因而最后沦为革命的叛徒。
尽管在起义者的网状组织中免不了有薄弱环节，但无疑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已成为起义的温床。这几乎全是孙中山领导的结果。他在城内的广泛联系，使他能够在清朝统治当局的鼻子底下制定起义计划。他个人的追随者和他所吸收的新成员是他派到三合会和地方土匪中去进行工作的使者。他的基督教朋友为他提供了贮藏军火和起义策划的庇护所。从海外来的外国专家插手军火的制造。他从夏威夷带来的两个同乡侯艾泉和李杞，被任命为香山小分队的领导人；他本人从横滨吸收的新成员陈清，同样被分派了战略性的任务；也主要是由于他的关系，才有了对清水师进行的渗透。
但是，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孙中山都不是广州起义的无可争辩的领导者。这个位置被杨衢云所占有。在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人们中，孙中山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的个人追随者构成人数较多的一派，特别是如果把较为沉寂的夏威夷分会也考虑进去的话。但是杨衢云的经历及人品和孙中山是如此的相似，以至在起事前夕，他有足够的威望和影响充当挂名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