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荫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慷慨而又喜欢冒险的商人兼农场主，在夏威夷群岛的三合会中很活跃。在介绍了十四位成员加入兴中会后，邓荫南卖掉了自己的商店和财产，到香港和孙中山汇合。这样，孙中山在华侨社会开发财源的第一次尝试中，就显示出他的个人魅力，特别是在社会出身和社会背景与之相似的中国人都是如此。他深信自己是一个无私的爱国者，就像传说中的英雄，那是一提到起义中国农民就会联想到的。也许邓荫南也把孙中山看成一个“受命于天”的人，并能使他的追随者克服种种障碍，在国内取得了不起的地位。果然，邓荫南在孙中山的几次密谋冒险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就如愿以偿。民国时期，他先后被任命为广东两个县的县长。革命胜利后，还有一位原夏威夷的核心成员也代理了广东一个县的县长。除了邓荫南和要去参加孙中山的广州密谋的其他夏威夷华侨外，在夏威夷还招聘了几个西方“专家”和军事人员。孙中山历来喜欢任用外国“专家”，这是他的工作方式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夏威夷之行中第一次显露。
横渡太平洋回来的漫长航程，给了孙中山进行反满煽动的提供了好机会。当船在横滨停泊时，他想使华侨旅伴皈依革命的企图，引起了陈清的注意，陈是为港口贸易人员包办伙食的小商贩。他把孙中山的举动告诉了几个粤籍商人，其中有一个是书商冯镜如。冯镜如在他父亲因在香港有结交太平军的嫌疑被当局拘禁后，即去日本避难，他对自己的反满主张从不掩饰。由于他剪掉了辫子当地华侨都叫他“无辫子”。冯镜如非常喜欢他所听到的关于孙中山的事，便通过陈清邀请孙中山上岸共商“国事”。因为船快要开了，孙中山就交给陈清一些兴中会的宣传材料，并要冯镜如及其朋友组织一个地方分会。冯镜如散发了宣传材料，几个月后又赠旅费给陈清，让他乘船去香港，在那里，这个小商贩加入了兴中会积极分子的行列。
香港总部是由孙中山的骨干组成的，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尤列以及一些新近从夏威夷到达香港的热心人，此外，还有以杨衢云为首的一小部分人。
杨衢云对政治的兴趣，是在一种比孙中山更为欧化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他出生于香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读书，后来曾在另一所西方学校任教，继而又在香港的一些主要商行工作。他对中国的旧学没有什么根底，卷入政治活动之后，也像孙中山一样想加以弥补。杨衢云不那么出名，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在写到他时并不是很赞许的。然而，即使他们粗略的叙述也表明，杨衢云的性格、抱负和所受的教育，与孙中山如此相似，他是兴中会领导权的一个厉害的竞争者。他在英属殖民地的经历，在他身上培养了一种好斗的民族主义：拳术是他的爱好之一，每见中国人受外国人欺侮，他就攘臂相助。他对西方作品的广泛阅读，使他在谈起革命理论和历史时，以权威自居；在社会集会中，他摆起一副架子坐在荣誉席上，他说起话来是不让人插嘴的。
杨衢云发现反满主义是发泄民族自尊心和实现政治抱负的途径，甚至比孙中山还早，他成立了辅仁文社，这个团体在研究社会和文学的幌子下所讨论的显然是革命问题。辅仁文社的座右铭是“尽心爱国”。它自称有十六名社员，其中几个人在航运公司工作，这一行需要懂点英语的人。
这个团体另一个著名的成员是谢缵泰，广东人，出生于澳大利亚，他在香港政府当职员。谢是一个基督教徒，在香港皇仁书院完成了他的学业，这个学校证明是反满的革命者名副其实的摇篮。他从他父亲那里秉承了反满的信念，他在一八八七年刚到香港就把包括杨衢云在内的一批青年爱国者召集在一起，开始密谋策划反对清政府。他们的“革命总部”成立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当时即取名为辅仁文社。无论如何，杨衢云是这个团体的中心人物，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密谋比孙中山及其朋友们也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讨论有更多的现实性。
孙中山在一八九一年见过杨衢云，一八九五年上半年返回香港后，他和杨衢云都准备利用对日战争的动荡局势。二月十八日，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总部时，杨衢云、谢缵泰和辅仁文社的另一个成员加入了孙中山的追随者的行列。
此次会议上新吸收的一个重要成员黄咏商，是香港名门的后裔，原籍香山，是何启博士的亲戚。黄咏商的父亲叫黄胜，是伦敦布道会马礼逊学校的毕业生，一八四六年和两位同学一起被送往美国，是在这个国家留学的第一批中国人。黄胜是加入英国籍的公民，曾一度被任命为香港议政局的华人议员。但是，尽管黄咏商的家庭倾向西方和基督教，他却是深奥的《易经》的热心研究者。按照这部经典著作的附录所阐明的循环原理，一切事物都是服从于物极必反的法则。黄坚信，汉民族的命运已到否极泰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