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二兴中会的建立
孙中山在天津之行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医学上来。从此，他毕生都在献身于能使他取得权力的国内外各种势力的联合，从而使他能够领导他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中处于强大而令人骄傲的地位。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成立他所期望的组织兴中会，但是人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和会员害怕国内的亲属遭到报复，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努力。几个月以后，孙中山只吸收到二十多名会员，就这些人对兴中会的兴趣也大都是由于孙中山的哥哥孙眉的影响。孙眉之转向共和主义事业，可能是前一年夏威夷的革命促成的。这些会员包括了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商人邓荫南和夏威夷政府的译员李昌。李昌和孙中山一样，从前是香港皇仁书院的学生。何宽和李昌都是香山人。在早期的参加者中还有一个孙中山从前在意奥兰尼书院的同学，现在是富有的木材制造商。一八九五年一月，孙中山离开以后，发展新会员和筹集经费的工作，就是由这个核心小组继续进行的。到一八九五年十月广州起义时，在夏威夷分会注册的会员已达到一百多人了。
兴中会的章程，此时孙中山已准备好，主要是讲程序问题，序言则告诫人们要提防外国对中国领土的企图，谴责中国政府的腐败和软弱。章程规定会员以“振兴中华”和挽救危局为宗旨，但这个章程没有提出反对清王朝的目的。在香港兴中会的赞同下，对章程各款作了补充后公布了。孙中山的真正意图，毫无疑问是争取人们支持武装反对清政府，如果出于安全的原因，没有向夏威夷华侨团体全体说清楚，那么肯定向为数不多的知己交代过，他们中的一些人陪他回到了香港。但是，也不能确定，夏威夷的组织这时是否把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政府作为它的目标，因为它的章程对这一点没有提及。
这就把我们引到兴中会的誓词问题上来。所有会员都要恪守一个在夏威夷和香港入会仪式上所作的庄严誓言。当那些入会者由孙中山带头，各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时，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会员李昌便朗诵誓词。遗憾的是，夏威夷的这份誓词的原文没有记录，虽然它同传统公认的兴中会誓词相同，这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毫无疑问，在这个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这三条政纲为它的纲领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没有文件的证明，因此有人认为，这个誓词是后来逐步提出的，然后由历史学家假定它有“追溯效力”。
但，这个誓词的起源为什么可追溯到夏威夷，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在筹备成立兴中会的那几个月里，夏威夷成了一个共和国。新宪法在一八九四年七月生效，孙中山和华侨中那些具有政治觉悟的人，对于伴随这个共和国的诞生而来的政治变革并不在意。此外，“共和政府”或“共和国”的中文说法，在誓词里是“合众政府”而不是“民国”；后者，孙中山在一九○三年才开始使用。“合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联邦”或“联合”的意思，它出现在对“UnitedStatesofAmerica”的中文表达“美利坚合众国”中。这就使人想到，孙中山的“合众政府”是以美国的共和形式的政府为蓝本的，因此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国的影响。但是，即使孙中山对共和政体发生共鸣，也只有少数受过相当教育的华侨和他抱有同感。孙中山在对待当地的华侨社会方面，宁愿去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意识，而不想宣布具体的方针政策。
兴中会的进款，包括每个会员捐会底银五元和认股方式的捐助—在革命成功后偿还。但人们对此反应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热烈，虽然据说孙眉捐助了一笔可观的钱。到一八九四年底，当孙中山准备离开时，司库只能给他一百元。后来会员增加并卖出了更多的股份后才给他寄了更多的钱。
孙中山本想请求美国华侨的帮助，但当他得到中国在南满同日本的战争屡遭挫折的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机似乎成熟了，同时又受到上海一个朋友宋跃如来信的鼓舞，孙中山便于一八九五年正月启程回香港。
虽然夏威夷华侨在提供资金上的反应令人失望，但这次旅行并非一无收获。即便是海外华侨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作为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他们历来处于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之外。有些人是信奉基督教的理想主义者，有些则被个人野心所推动。大多数人只满足于交纳会费，也许是想在革命成功这一宝上押上几块钱。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他们的家庭会受到牵连。然而也有几个人甘愿冒更大的危险，投身到家乡正在进行的密谋的核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