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三月底，一份英国的政治报告称，广东“极为平静”，只发生了一次骚乱。然而这次骚乱——一支一两千人的队伍在南部攻打和洗劫一个城镇的小规模起义，却显露了这个省份充满了爆炸性成分。在对日战争期间和之后，这种爆炸性成分曾把这个帝国其他一些部分搞得天翻地覆。在主要战线所在地的满洲，即使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也爆发了叛乱。据外国观察家说，这些造反者如果更好地联合起来，是能够打败帝国的军队的。而那些逃兵，他们离开正在撤退的军队，逃往满洲，使北方各省本来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愈益严重。一八九五年四月马关条约的签订，虽然使清朝在外部得到某些缓和，但内部的危机却加深了。那些被匆促地征召起来送往北方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现在被遣散了，流落异乡，不名一文，他们的不满，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一八九五年五月，来自汉口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当局……深感不安，他们对于未来至为忧虑。”湖南、湖北还比较安定，因为长江流域的主要会党哥老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被征兵，送往前线了。可想而知，一俟他们被丢下不管，他们就会怒火冲天。在武昌，就有一些湖南军队由于拖欠他们四个月的军饷而拒绝遣散，曾造成一次危急。仅从安徽、湖南和湖北就曾招募约三十万人，这些长江流域的士兵，再加上那些南方人，使当局感到头痛。许多人拒绝离开部队，另外一些人则在回家的路上进行抢劫，在乡村引起恐怖。被遣散的中国军队是那种被称为“社会渣滓”的人，显然大都是会党的党徒，他们对抢劫比对政治更感兴趣。但是反朝廷的潜在力量也正在这里，只是等待适当的协调和领导罢了。当政府自己表明它无力控制军队时，在社会的上层分子中的不满也增加了。
士绅除了抱怨盗匪的威胁外，还有其他不满。在战争期间，政府向房产主和地主征收特别税，强迫他们捐献相当于几个月租金的数目。士绅不愿支持政府的战争，与其归因于缺乏爱国主义，不如归因于对这些钱的真正去向持怀疑态度。
反日情绪并不缺少，在台湾，当地民众主动起来反抗马关条约所认可的吞并。一八九五年夏，在学者丘逢甲和前太平天国官员刘永福的领导下，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台湾民主国。这个“民主国”在六月底日军登陆时覆亡，但武装抵抗直到十月才结束。早些时候，刘永福曾埋怨总理衙门遣散了他的军队中的老兵，埋怨政府没有给他的士兵提供适当的鼓励，以诱导他们参加满洲的战斗。但是，当时正在出现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冲破了阶级的屏障，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人民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对立；在北京，腐败和懒散削弱了国防上半心半意的尝试。
战争期间，广东本地也听到了入侵的谣传；敌人只需用小小的一支部队，从侧面攻破珠江的防卫，广州便在它的手中了。广州商人业已表示，他们宁可要英国而不要日本的统治，他们显然对自己的政府驱逐入侵者的能力感到失望。
广东还有其他种种的不满。在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的五年统治期间，贪污腐化“达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即使在中国也没有人能比得上”。李瀚章是因为他接受一百万两的生辰礼物而声名狼藉的，这些礼物表面上来自他的部属，实际上是从士绅中勒索而来。科场舞弊也激怒了士绅。此外，战后兵士的复员问题，尽管是全国性的；但在广东最为严重。李瀚章曾征集了庞大的军队支援他的弟弟在北方进行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他把四分之三的士兵遣散，让他们流落在广东各口岸，这样就必然在这些地方造成混乱和不安。省里的正规军对社会治安的威胁也不小。
总督李瀚章的不法行为终于引起北京的注意，尽管他被宣布无罪；但在一八九五年四月，还是由谭钟麟替换了。与此同时，骚乱还在增加。这年的六七月间，新总督不得不镇压遍及粤东三县的起义。会党和绿林的成员在二三千造反者中间，占多数此外还可能有一些被遣散的士兵。在九月和十月，该省还有另外三起这种会党的骚乱；最后的一次则发生在孙中山计划发动之前不到两星期。
下面就是对兴中会起义的发动起了鼓舞作用的广东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对政府不满的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个政府被认为应对北方的军事失败以及由此签订的影响到南方的屈辱和约负责；士绅的不满由于官僚政治的苛捐杂税和不法行为的扩大而加深了；社会下层，特别是退伍军人和农民的骚乱日益增加，他们成群结队地加入会党。虽然无法测知不满情绪的广度或深度，但这些迹象表明是对革命有利的，至少在局部地区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