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篇宣言反映了革命的情绪，但它并没有涉及到这个组织所要取得的具体的政治成果。甚至反满的目标也只是作了暗示，而没有明确的阐述；它是秘密誓词的一部分。对共和国这个目标也可以这样说。提倡考究各国政体，以及宣言的调子，都清楚地表明要把共和制来加以仿效。然而，在正式的宣言中，对共和制却只字不提。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显然是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英国政府唯恐有颠覆中国政府的密谋，此外还得提防清朝的告密者。因此，使用遁词和进行掩饰就比直率地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较为可取。他们松散的组织也很少有灌输和传播思想的机会。没有证据表明，程序上规定的条款曾经实行过，或者各分会是按规定开会的。在香港的讨论，参加者只有七八个核心成员，议题主要集中在与广州起义有关的筹措经费、后勤和战略等眼前的实际问题上。宣传上的努力实际上等于零。一旦实行起来又主要是以外国人为对象，孙中山和杨衢云这些公开的领袖都不做这种工作，而是交给那些亲近的同情者去做。在夏威夷曾选出了各种办事人员，但是没有记录表明香港总部的办事人员如数选出。有关起义的临时性任务是大家分摊的。结果，兴中会不像一个建立在广泛的政治运动基础之上的、具有长远计划的组织，而是像一个为了眼前目标而临时凑合起来的地区性的密谋集团。
组织中注册的会员在预定的军事政变的前夕只有一百五十三名。这些人中，在夏威夷入会的有一百一十二名，横滨入会的一名，香港入会的十一名，广东地区入会的二十九名。他们差不多全是广东人，其中差不多有半数是孙中山的同乡，只有两个人除外，即老家原在福建的杨衢云和一个在广东当兵的湖南人。友谊和乡谊显然是比思想更重要的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的因素。
海外商人和其他非绅士类在数量上的优势，从下列一百五十三名会员的职业分类表中可以看出。
商人69医生和牙医3
工人39学生2
白领工作者10基督教牧师（华人）2
军事人员5银行家1
农民4新闻记者1
教师4会党活动分子13
表中所列的全体成员，不但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地位低下的阶层，而且也表明了有相当数量的职业是需要受过现代欧化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担任领导者的一些会员，是受过西方训练的医生、英文教师、外国企业中的职员和技术人员，以及新军中的青年士官。孙中山、杨衢云和谢缵泰，他们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他们仅仅粗浅地了解中国的文化，有些人甚至互相通信也用英文。这个组织中只有朱淇一人是有功名的，然而有趣的是，他的绅士身份正是这次密谋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兴中会的骨干分子，普遍不能熟练地运用文言，也许陈少白是唯一的特例。这一整个时期，直至一九○五年，孙中山的运动都苦于缺乏编辑报刊的文学人才。
然而，在夺取广州的战术中，宣传仅处于次要的位置。孙中山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想发动一个以有信仰的追随者为基础的纪律严明的政治运动。他们设想，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发泄蓄积已久的反满情绪。他们在策划夺取权力时，选择了一条似乎是最能立竿见影的道路，即依靠反朝廷的传统工具——会党和盗匪。一个像这样的组织有着双重的职能：在海外，向华侨募捐经费；在国内，试图充当武装起义的催化剂和协调人。广州起义是它存在的直接理由，而这个起义的战略战术细节，则为评价孙中山的政治品格提供了一个补充的尺度。
第4章三一八九五年的广州起义
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和两广总督的驻在地，是革命党人必然的目标。这里是他们的家乡，人地两熟。在别处，语言不通会使他们的行动感到困难；后来，讲汕头话的非广州人分遣队曾在这个省会的郊区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起义者从他们的主要根据地香港进入广州三角洲地区是很容易的；他们的行动计划成功与否，以从外部流入的人员和武器而定，与传统的叛乱相反，因为后者是从建立在国内的根据地上爆发的。并且这个省份有着长期反朝廷的传统。在十七世纪，它曾对满洲人的征服进行过顽强的抵抗；在十九世纪中叶，它又成为造反者的据点。近来，广东充斥着三合会和盗匪，其中包括鸦片走私商和海盗。他们不需怂恿就会拿起武器反对统治当局。这个地区同全国其他地方十分隔绝，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