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咏商相信反对清王朝是合乎时宜的，这表现在他把密谋者的总机关取名为“乾亨行”这一点上。根据《易经》，“乾”字合乎“阳”义。因此总机关的名称可解释为“漫天”俱乐部或“天国繁荣”俱乐部。像香港警察和清朝密探这样的局外人，未必怀疑这个名称比其他中国商行或社会俱乐部采用的类似名称有特殊的含义。
在夏威夷可能用过的兴中会的誓词，这一次也在香港用了，还对早先的章程和序言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反政府的调子也更强烈了。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了外来侵略的危险及朝廷的软弱和腐败：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堂堂华夏，不齿于列邦。……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
这个修改了的章程第二款继续发挥上面的意思，认为这个国家及其全部文明之所以受到外国人的侵害，是由于中国人众心不一所致。形势需要四方志士，切实讲求富国强兵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只要启发人民，大家团结一致，则中国虽危，不难挽救，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另一款鼓吹实行利国益民的措施，其中特别指出了创办报纸和设立学校。
章程的其他条款论述了程序性的问题。规定这个组织的总会设在中国，其他分会则散设各地，但每一分会至少得有十五名会员。不论中外人士，只要抱着利他的动机，都可以入会。但入会需有两个会员介绍，并交纳会底银五元。办事人员按年选举。
鼓励会员通过认购股份或债券，捐助该组织的金库，每十元一股的投资，“待开国之日”可收回本利百元。各分会除筹措经费之外，都要倡导讨论时事，寻求复兴中国的良法。会员们要避免一般哥们儿常有的轻浮举动。相反，他们应参加严肃的活动，如考究各国政治制度等。
这份文件和夏威夷的那份文件，在内容和文体上都很相似，这表明原作者是孙中山，孙中山对这个组织机构的控制，似乎证明下面这个流行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即一八九五年的合并是由他主动提出的，由于他既然在夏威夷已创立了这个组织，那么在香港被承认为它的领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在这些最初的会议上选出的办事人员都无案可查，而我们随后将会发现，在紧接而来的关于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获胜的并不是孙中山。
作为一份政治传单，这个宣言既不重要，也不明确。它的意义要看收到它的读者和它所引起的情绪而定。假如兴中会的领导者们克制自己，不能描绘出一个明确的政纲的轮廓；那么他们还是向中国儒家的领导权发出了挑战，它的含义就是要求把全国的努力都统一到现代化和改革上来，不管在传统的文化和制度方面付出多大代价。即便宣言使用了改良主义者的词句，也掩盖不了它的革命的锋芒。
这篇宣言的一个主要用语“富国强兵”，就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改良主义者中广为流传的口号。这个用语曾在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出现过。那时，孙中山在给中堂的上书中说，他在和外国人相处期间，“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现在，在兴中会的宣言中，他请求四方的爱国志士和他一道寻求这同一个远大目标。因此，知识界改良主义的主张，像在个人《上李鸿章书》中所阐述的那样，与宣言的集体呼吁之间便有了意味深长的关系。但，宣言追求的改革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些陈旧的口号：它把中国的脆弱归咎于统治阶级，并谴责他们抵制改革的行径。它断言，传统的领导者是没有能力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的。
和改良派知识分子相对比，改良派知识分子提出的教育建议只局限于官绅阶层，而兴中会主张在全体民众中普及文化知识。慎重邀请外国人加入这个组织，采用利国益民所必需的任何措施——所有这些都表明兴中会准备着手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并不需要从中国的传统中去找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