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也挣点钱。每到夏天，我和母亲就去附近的集体农庄干活。一夏天我们可以收好几公顷的大葱。另外，我们还割青草、堆垛、打干草。打来的一半归农庄，一半归自己。我们将自己那一半卖了，能卖得100～150卢布，有时会有200卢布，然后用这些钱去买面包。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谈不上什么快乐、更谈不上有什么口福，没有吃什么点心糖食或者是美味佳肴。当时，我们考虑的问题就是想个什么办法活下去。
我进入了学校。我以自己的积极精神和果敢刚毅在同学们中间崭露头角。从一年级一直到毕业，我上的学校都不一样，但我每次都是当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全是5分。但品行却没什么值得炫耀的，曾经不止一次地几乎被学校开除。
整个上学期间，我总是喜爱出点馊主意，出点鬼点子。比如，在我上五年级时，一次，我们大家从学校二楼的教室里一齐跳了下来。因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她。她见教室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因此，她揪住值日的学生。可那位学生告诉她，谁也没有走出去。当时，学校旁边有一个小窝棚，我们在那儿背靠背坐着，相互之间开始讲起故事。听完故事之后，我们回到学校。每个人都因此得了0分。只见老师从杂志上顺手撕下一张纸，从上到下给每个人都划了一个0分。我们当然不服气说，假如老师要追究我们的品行，那您尽可以责罚我们。但如果要问功课，那我们全部记住了。校长来到我们的教室，反复地考问大家，问了有一两个小时。但我们一个个全部背得滚瓜烂熟。不管叫到谁，谁都能回答出来。甚至那些平常学习不好的同学也是这样。校长没有办法，只好将我们的0分一笔勾销了，可在品行一栏还是给我们记了2分。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又和“小流氓”差不多。我们当时仇恨德国鬼子，可还得学习德语。因此，我们常常嘲弄我们的德语女教师。后来，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我一想起当年的行为，还不由得感到十分羞愧，因为，这个老师很好，很聪明，又有学问。而我们那时却让她受够了折磨，饱尝了我们男孩对德语的抗议行为。例如，我们将留声机的唱头插入椅子，这样乍一看去，是不易发现的。这些针头一根根矗在椅子上。老师刚刚挨着椅子，便即刻发出“唉哟、唉哟”的尖叫声。不过我们在放针头时也注意不要将针头露的太长，但不管如何，那毕竟还是针啊，坐上去能不叫疼吗？当然，这次又闯了祸，教委会、家长等再次接踵而来。
我们还干过这类的恶作剧。我们那儿有一条小河，叫“兹良卡”河。每当春汛来临时，河水暴涨，小河变成了大河。人们因此开始在河上漂木。我们发明了一个游戏。看谁能从漂流的木头上从河的这一边跳到对岸。漂流的木头一根靠着一根，如果踩准了，还是能够从上面跑到河对岸去的。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因为当人刚一站上木头时，木头就开始乱滚起来，动作稍慢一慢，你就会失脚翻入水中。要靠灵巧从一根木头跳上另一根木头上，要懂平衡，靠迅速的跑跳。在这过程中，只要稍有不慎，你就会落入冰凉的河水里。这时，河面上漂着一片木头，想要将头从这片木头中伸出水面，那是难上加难。最后，当你终于探出头来，猛吸一口气时，你简直连自己都不相信你已经逃离了死神的掌心。看，我们当时玩的游戏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啊！
我们还时常打群架，每群60～100人。我总是喜欢加入这些群架中去。有时候我也会挨别人揍。你想，当两群人纠缠在一起时，你哪怕有天大的本事，强壮如牛，你身上还是避免不了要落上几拳。我是个“塌鼻梁”，跟拳击手差不多，那就是当时打群架时被一个细高个给揍的。那时，我摔倒在地想：这下可完了，眼前一片黑暗。但后来，我又醒了过来。人们将我抬回了家里。但尽管如此，打死人的事还是没有发生过的。虽然我们打斗时都很不留情，但还是有一些分寸。准确地说，这些殴斗就好像体育中的比赛一样，只不过条件更加残酷些而已。
有一次我终于被学校开除了。那是我七年级快毕业时发生的。毕业典礼上来了很多人，有父母、老师和学生。所有人的情绪都愉快和高昂。一个个毕业生在隆重的气氛中接过毕业证书。一切和往常一样……。忽然，我站起来要求说几句话。这情形就和我在苏共中央十中全会上一样。人们都以为，我肯定会说一番感谢的话，或者说出类似的东西。因为，我考试成绩非常好，证书上全部都是5分。所以，人们毫不犹豫地让我发了言。我当然也感谢了那些确实在生活中帮助过我们、培养我们学会思考和教我们怎样去学习的老师。说完之后，我忽然对大家说：“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没有权力做孩子们的老师，并教育他们。她简直是在摧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