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没有专门准备，但因为我独自建起了澡堂，因此，考试比较轻松，除两个“4分”之外，其余的课目都得了“5”分。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它充满活力，也非常有意思。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活动中去。我负责体育方面的工作，作过体育部部长。所有体育比赛都要我来组织。那时，我的排球技术已经比较高超，成为市排球队队员。1年之后，我作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队的球员参加了由全国12支劲旅参加的高水平比赛。在上大学的5年期间，我一直没有离开球。除打球之外，我还到处旅游。这样，负担自然就很重。我们球队当时处于第16～17名，虽从没有当过冠军，人们却都不敢小看我们。排球给我的生活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不只是自己玩，还曾经当过乌拉尔第二球队的教练，培训男女队员们。当时我每天平均要练6小时的球，而学习只能依靠晚上的时间，在这方面谁也不会怜悯我。所以，这让我养成了少睡觉的习惯，每天仅睡3个半到4个小时。我已经习惯了这个作息制度。
在考大学前，我对国家不了解，甚至连大海都没有看见过，哪儿都没去过。因此，我决定暑假到全国各地旅游。当时，我身无分文，衣服也仅有几条球裤、一双球鞋、一件衬衫和一顶麦秸编的帽子。瞧，我的打扮是多么的滑稽。我就这样离开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还带了一只人造革的皮箱，很小，才20～30厘米长。皮箱里还放着一件衬衫。如果弄到什么吃的，我也放在里面。我的这次旅行显然不同一般。出发时，我的一个同班同学陪伴着我。但没过几天，他就转身回去了。我却不管，一个人依然独自前行。
我多半坐在火车的顶部，有时也站在车的踏板上和两节车厢的接合部。除火车以外，有时也坐电车。我不止一次地被警察抓住盘问。他们问我：“你到哪？”我就比如回答说：“去辛菲洛波尔的外婆家”。“住哪条街？”警察又接着问。我知道，每一个城市肯定有一条街称为“列宁大街”，因此，我每次都回答是住在“列宁大街”。我就这样一次次逃过了警察的盘问。
我那时旅行的方法是这样的：晚上坐车，白天来到一座城市。城市我是事先挑选好的，都是一些著名的城市。我每来到一个城市，就在那里玩一整天，有时玩两天。一到晚上，我就找公园或者车站去过夜，或者爬上车顶，继续我的旅程。每到一个新城市，我就给班上的同学写信。我当时旅行的路线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莫斯科—列宁格勒；然后再沿莫斯科—明斯克—基辅—扎波罗日耶一辛菲罗波尔—耶夫帕托里亚—雅尔塔—诺沃罗西斯克—索契—苏呼米—巴库—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库比雪夫—兹拉托乌斯特—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条路线共花费了我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回来时，我风尘仆仆，运动鞋的鞋跟都穿掉了，只是为了装样子好看，才没有脱下来扔掉。鞋底几乎都快磨破了，脚都挨着了地面。但大家还都觉得我穿的是一双好鞋。草帽实在坏得没法再戴，所以，我把它扔了。运动裤磨得发亮。本来出发时，我还有一只老式的旧表，表体非常大，是爷爷送给我的。但这只表，连同我所有的衣服，我都在玩牌时输掉了，并且就在我从学校出发之后不久。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大赦。释放出来的囚犯回家时也坐在火车的顶部。有一天，几个人向我走来，说：“来，咱们玩赌。”我从来没玩过赌博，就是今天我对赌博也无法忍受。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没办法拒绝的。很快，我就输了个精光，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他们每人都赢了。赢完以后对我说：“现在，我们要赌你的脑袋。如果你赢了，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你。如果输了，我们就找个地方把你从车顶上扔下去，而且，还要为你找一个比较好的着陆地点。”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直到现在也还没弄明白。也许我总是输，输出了经验：一会儿帽子没了，一会儿衬衫输了；一会儿球鞋被人赢走了，一会儿运动裤也被拿走了。或许，这些人忽然可怜起我来，是良心发现。他们是刚被从劳改营里被放出来的，是刑事犯罪分子，有的人还是杀人犯。那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有许多这样的劳改营地。总之，我又赢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把从我身上赢去的东西都还给了我，只剩下爷爷给的那只老表没有还。自我赢了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相反甚至开始对我客气起来了。有人去打来开水，还分点给我，甚至还给我吃的东西。当车到莫斯科附近时，这些人就各自四散奔逃了。他们知道是躲不过莫斯科这关的。这样，车顶上就剩下了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