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苦。一间小破房、一头奶牛。本来还有一匹马，但不久就死了。这样，我们没有了所有耕地用的工具，只好加入了集体农庄。1935年，我们家的奶牛也死了，生活也更加艰难。我的爷爷那时已经60岁，他开始到处给别人砌炉灶。爷爷是个庄稼汉，还会做木工活，总之，他是个多面手。
为了生计父亲决定去建筑工地干活。这个时期正好是所谓的“工业化”时期。爸爸了解到，离我们家不远的彼尔姆州有一个别列兹尼基钾肥联合厂工地，那里需要工人。许多人都往那里。于是，我们将剩下的东西装上牛车，赶着车往离家有32公里远的车站走去。
我们来到别列兹尼基之后，父亲被招到工地做了一名工人。我们家被安置到工地的工棚里。这工棚在那时是非常典型的，现在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工棚用木板钉成，有一条共用的走廊，连接起来20个房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舒适。上厕所和取水都得到大街去……
也给我们发了一点东西，有了一头奶羊。当时，我又有了一个弟弟和妹妹。这样，我们全家一共6口人，再加上一头奶羊。大家全部睡在地上，你靠着我，我挨着你。从6岁开始，我就做家务活。既要照顾妹妹，一边晃动摇篮，一边还得顾管弟弟，不让他去调皮捣蛋；又要干许多家务活：煮土豆、洗碗筷、挑水……
母亲从小就学会了缝纫，她是裁缝。她的脾气温顺、善良。不论是谁，她都给予帮忙。她给人做连衣裙，既帮家里，又帮邻里。只要天一黑下来，她就拿起了针线，开始缝缝补补。母亲做活从来不收工钱，只是别人有时给点面包，或别的吃的东西，这样她就已经感激不尽了，而父亲的性格却像鞭炮一样，一点就着火，跟爷爷的脾气一样。或许，这个脾气也传给了我。
逐渐地，父母间因我的事情发生了争执。父亲主要的教育方式就是皮带。一旦我做错什么事，他就将我猛揍一顿。不管谁出了什么事，例如，邻居家苹果树上的苹果被人抢了；要么，学校里教德语女教师受了别人的欺辱，他总是想到我的头上，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拿过皮带。我挨打时从来都是一声不吭。只是母亲不让打。她总会哭喊着跑过来，不让他再动手。而父亲却把门“砰”的一关，闷声吼道：“给我躺下”。我就脱掉了衣服趴着，父亲每次瞄的地方，应当说，还是很准的。我这时总会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这更使他火冒三丈。母亲却总是能想方设法钻进门来，从父亲的手里夺过皮带，一把推开他，并站在我们俩人的中间。母亲永远是我的保护人。
父亲总喜欢做点发明。比如，他就曾经期望着想要搞一台自动制砖机。他画好了草图、一边思索，一边修改，就这样边想边画。发明这种自动制砖机是父亲梦寐以求的愿望。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人发明出这种机器，尽管许多的研究所现在还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令人十分遗憾。父亲一一给我讲述这种制砖机及其工作原理，说它能砌砖、和泥、而且能移动自如。父亲脑子里全都思考成熟，总的图样也想好了，但因为用料的金属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他的这一希望就这样化为泡影。
父亲死时仅有72岁。可我所有的祖辈们都活过了90岁。我母亲现在已有83岁高龄，她和我的弟弟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弟弟在那儿的工地当工人。
就这样，我们在工棚中住了9年。说来很奇怪，工棚里的条件虽然各方面都不好，但人们在那儿生活得却非常和睦。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隔音”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没有什么隔音这一说。这样，假如工棚的哪一个房间传出欢快的声音，比如庆祝命名日、举行婚礼，或者搞点什么别的什么庆祝活动，摇起老式的唱机，各家都能听到。当时，全工棚只有2～3张唱片，我记得有一张唱片当时曾传遍了我们工棚。这张唱片好像叫“肖尔斯走在红旗下，团长……”。如果哪家吵架、说话、发生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有点什么别的秘密、发出笑声，全工棚都能听见，也都知道。
我之所以如此不喜欢这些工棚，是因为我们那时在里面过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特别是到了冬天，当我们被严寒逼得无处可藏，没有衣服可穿时，我们就只好靠那只奶羊来取点暖。我还记得，我们那时紧紧地贴着羊的身子，她是那么的温暖，简直像是一只小火炉。靠着这只山羊，我们才顺利地度过了战争年代。羊的奶很稠，虽然每天不过才挤1公升，但是，这也足够我们几个孩子吃的了，因此，我们也就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