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一些聪明的社会学家所说的，我对自己计分的下降，反应是相当冷静的。我和以往一样坚信，一切都将恢复正常，这个荒谬的毫无意义的事件不可能长期破坏人们对我的信任。反正最后人们将根据实际的作为和具体的成果，而不是根据子虚乌有的事情和谣言去评价一个人。
自那次掉入冰冷的河里以后，我足足病了两个星期，病得非常厉害，因为肺部灌了凉气。因此，关于会议的部分情况我是通过看电视才知道的。情况十分令人忧郁。尤其是对那些了解国内尖锐形势的人更是这样。现在应马上作出一些原则性的决策，这些决策还有可能使我们摆脱危机。但决策还没有作出来，一些重要的法律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被通过。因此，我们将毫无疑问地陷入任何富有独创性的、最进步的法律也不能解救我们的地步。
我记得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尖锐而生动地评论刚选出来的最高苏维埃，将它称之为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尽管我对这个比喻的作者非常尊敬，但仍不能同意他的评判。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不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评价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事实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最高苏维埃。它完全反映了我们的这位主席处事的优柔寡断、不连贯，喜欢采用折中的方法解决问题。最高苏维埃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比应该采取行动的时间要晚得多。它与我们的主席一样，总是落后在即将消逝的事件的后面。
正因为这样，所以最高苏维埃实际上没有解决它所面临的任何一个问题，甚至连一些经过草拟、加工修改并经过了专门委员会审定的法律，比如出版法或我们对日内瓦议定书承担政治义务要求通过的法律，我这里说的是出入境法，也照样没能通过。
在秋季会议即将闭幕时，有3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变化。这3个都是斯大林战后强行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即彻底摆脱过去而跳入正常的人类文明社会，以至如今很难预料，我们能否在将来某个时候赶上他们。这简直是对我们4年多来慢吞吞费劲的改革的一种嘲笑。拆毁柏林墙、新出入境法、出版和社会团体法、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作用条目的修改、中央委员会的辞职、非常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对当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谴责—所有这些早该在4年前就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可这几年，我们原地踏步不前，胆战心惊地向前迈一步，又赶快向后退两步。
我很高兴在我们社会主义的邻国已经发生的变革。我为他们而感到高兴。但我觉得，这些变革也在迫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如此自豪地称之为改革的这件事。我们很快将会清楚，实际上我们已是地球上唯一想带着19世纪陈腐思想进入新的21世纪的国家。正像一位智者所说，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被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一批居民。
再谈谈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在莫斯科正流传着一些传闻，譬如说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有人企图搞政变，要将戈尔巴乔夫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赶下去，只保留他的人民代表领导职务。我不相信这些传闻。但假如真的出现此事，我将在全会上为戈尔巴乔夫搏斗，为他，为自己这个永远的反对者、这个爱走半步、搞折中的人搏斗。他的这种策略最终会毁了他自己，如果他对自己这一主要错误仍执迷不悟的话。但目前，至少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这次代表大会可能会产生新的领导人）之前，唯一只有他能保持党不至于走向彻底分裂。
令人遗憾的是，右派不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进行简单的机器表决和举手表决就能够让历史倒转。
当然，这些传闻的流传是有一定目的的。我们的庞大的国家正力图在刺刀刃上保持平衡，因此谁也无法预料，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本书的读者要比我更轻松一些，因为这些读者已经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知道我处于何处和我的情况。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国家将如何发生变化，我们所有的人又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