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莫斯科的反应是准确而迅速的。几天来，报纸先是以激怒和敦促的口吻报道罢工工人所提出的要求。随后又很快地在报纸各论坛和所有版面上发表了全面支持矿工所持立场的消息。当然，如果仅仅是一个地区罢了工，那反应会是相反的。但这次全国矿工联合起来了，这就让罢工成功了。
很可惜，雷日科夫和他的新班子到底没能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这个时候，他本来有可能给指挥管理系统以致命的打击。最高苏维埃和社会舆论也都准备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但这时再次提出了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案，这仅能解决一个部门的问题。
还有一个我积极参与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建立跨地区代表小组的问题。
我认为，1989年7月29～30日，应该载入我们社会改革的史册。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召开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意见一致、全体一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对代表们施加了史无前例的压力，尽管在克里姆林宫众多的会议厅中找不到举行这样会议的场所；尽管他们称我们为分裂主义者、派别活动分子、独裁者等等，谩骂语言举不胜举。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国家今天发生的一切已到了大崩溃的边缘了。折中办法、半步半步的行动并不能挽救危局。只有采取坚决的根本的措施才能够挽救危局。只有采取坚决的、彻底的措施才能够把我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我们准备把那些先进代表在选举前制订的纲领中宣布的观点和一切为摆脱困难而提出的好建议，综合归纳到跨地区代表小组的纲领纪要中去。我们已经进行了代表小组领导人的选举。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5人被选举为代表小组的主席。
在此书中，我不准备讲过多理论。但也许已到了说明我赞成下面纲领的时候了，这个纲领也为许多参加跨地区代表小组的代表所赞同。
好像怪得很，那些把大家分成所谓右派和左派的、带有原则性的论点并不多。或许最重要的一条是所有制问题。承认财产的私人或个体（谁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占有，就会摧毁财产的国家垄断主义赖以存在的主要堡垒和与国家垄断主义有关的一切，如国家政权、人与自己的劳动分离等等。也同样重要的第二条是土地问题。“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今天比70多年前还要迫切。只有土地上存在主人，国家才能丰衣足食。还有政权的分权化、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独立和现实主权。此后，民族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将会得到解决。要消除对企业和劳动集体在经济、金融、经营管理方面自主性的一切限制。要整顿国家的财政。这种整顿还要结合我上面说的那些办法，而且还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财政措施，以防止卢布的彻底崩毁。
在这儿，我不想更多地展开谈。在跨地区代表小组中有像什梅廖夫和波波夫这样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已说明了为挽救我国财政金融要采取的一套最为紧迫的措施。
为什么我总是站在那些对马上实行多党制的口号持非常冷静态度的人那一边？因为多党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久之前就存在几个党，那里社会主义直到最后还是兵营式的，连一些细枝末节都是勃列日涅夫—斯大林样子的。现在社会主义在那里倒闭了，但多党制却和此事完全无关。在北朝鲜也有许多党派。
因此要想达到真正的、文明的多党制，它们还需要发展壮大。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目前暂时还不存在多党制。我们只有一个党，一个统一的、无可战胜的党。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错觉。实际上，在一个共产党内就有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和利加乔夫，萨姆索诺夫代表和弗拉索夫代表，他们不论在观点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完全对立的。这就是说，我们在观念上完全乱了，根本不明白了什么是党。因此，我建议，尽快制订一部有关政党法律。该法要规定以下条文：党是社会的一部分，不是国家；公民有组织社会团体和政党的自由。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宗教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斯大林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唯一的甚至连教会也要屈服于自己的国家。经历了好几十年来最残酷的打击，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教会直到现在才开始清醒过来。在如今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到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教会神职人员报告说，自己的教民都到党的机关和克格勃那里去。还有竟会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拒绝希腊—天主教徒登记的情况。这些情况不是说明教会在衰败，而是说明，当社会患病时，它的所有成员也不会健康。今天教会开始恢复。我相信，现在已到了教会用全人类所创造的不朽东西来帮助社会的时候了。因为宗教宣扬说，不要杀害，而要爱护自己最亲近的一切，这是在最危急的关头帮助我们坚持下来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