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代表小组正在工作，正在拟订发展我们社会的战略和策略，因为我们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头脑很清醒的人。人民不管到哪儿，最终还是会跟着他们走。
跨地区代表小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短期休假。9月中旬我出访美国。这是一次时间较短的旅行，总共才9天，但惹出许多风波。
在美国我得到几个社会团体、大学和许多政治活动家的邀请，可能有15次。本来打算把这次旅行延长到两周。但党中央决定，只准给一个星期。这个消息对组织者而言是一次不幸的灾祸。他们要求我不要中断日程，争取将多数已经安排好的会见、讲演等安排在一周内。我曾在中学，然后在大学学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剥削人的理论观点。现在我亲身体验了这个观点。我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从一州飞往另一个州，一天要进行5～7次会见和讲演。整个一周，没有任何间歇。我最后在坐到了送我回莫斯科的飞机上，才从这种百米竞赛状态中清醒过来。现在我又产生了再次访问美国的想法。当然不能再那样急匆匆如过电影一样，而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地参观，要看看上次未来得及看的东西。
关于我的这次美国之行，美国国内和我们国内都有过不少报道。因此，大概不必长篇大论地介绍这次访问的详细情况了。访问期间举行了许多有意义的会见，从拜会总统布什开始到会见城市大街上的普通美国人结束。也许我显得少见多怪，但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最令我惊讶。美国人具有惊人的乐观主义，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如超级市场……当我见到货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罐头、食品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货物时，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替我们，替我们的国家难过、痛心。将这样一个富饶的国家弄到如此极端贫困的地步……真是可怕。
根据与这次访问的组织者商定的条件，在各大学所作的报告，要付给我酬金。到访问快结束的那一天我发现，扣除了我们4人组成的代表团在美逗留期间所有开支以外，我能支配的总金额为10万美元。我决定为“预防艾滋病运动”购买一次性的注射器。一星期以后第一批10万支已运到莫斯科某儿童医院。我一共订购了100万支，全部花光，并没剩下一分钱。
我谈这件事仅仅是由于，恰好在我决定用挣来的钱购买注射器并要在订购合同上签字的时候，莫斯科“苏联报刊发行总局”的各小书亭都收到了首批刚出版的《真理报》上午版。该报转载了意大利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关于我这次访问的文章。文章说我在美国期间狂饮不辍，而且还列出了这些天我饮酒的准确数量。很清楚，这位意大利人还不太善于捏造，他所说的那个饮酒数量或许只能吓倒不太会喝酒的外国人。另外，这篇文章还说莫斯科有人正眼巴巴地等着用注射器，而我却把所有的钱用来购置视频磁带录像机和盒式录像带以及给自己买礼品，如西服、白衬衫、鞋和其他小商品。还说我简直不想走出百货商店，并一再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给我自己的！总之，在《真理报》很快就予以转载的这篇文章中，我像一个嗜酒如命、未受过教育的俄国大熊，无意中出现在一个文明的社会。
当然我明白，我这次旅行在最高领导层里引起了强烈的消极反响。我想到，他们将要损坏我的名声，诋毁我的美国之行。但对我不怀好意的人竟堕落到这样明目张胆的、如此愚蠢、撒谎的地步，老实说，我还没料到。
莫斯科的人和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件事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我接到几千封支持我的电报。这次，挑拨离间者又没有得逞。
但是在这件事上我的那些潜在的反对者并没能偃旗息鼓。过了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时事”节目中发布预告说，将播放半小时我在美国访问时的录像（这样做是极为罕见的）。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我在霍普金斯学院会见该校师生。我都不知这些情况是怎么拍下来的。我已说过，在美国访问时我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再加上地区的时差，我的疲劳、睡眠不足已经到了顶点，以至有一次夜间，为了能睡好，我服了两片安眠药，很快就倒下睡着了……但早晨6点钟必须叫醒我，因为7点有一个正式会见，8点还要在霍普金斯大学讲演。但是我感到完全散了架，起不来。我要求取消会见。但他们对我说，不可能，这会非常丢脸的，而且主人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我说，我今天实在支持不住了。真的，我一点精力也没有了。我竭尽了全力，完成了第一次会见，然后第二次，以后就轻松些了，安眠药的作用也过去了。精神也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我们的电视台向苏联观众转播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片断，但其他好几十个能转播的片断却都没有入选，而且也弄不明白这部技术性录像带是从哪儿弄来的。不过，能够猜得到它是从哪儿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