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自由原则已载入我国宪法。怎样真正地体现这条原则，我们也很明白。只要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还没有落实；只要人还没有成为社会最可贵的财富（我们这里正好相反，我们党的官僚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国家），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就依然只是一句空话。我们大家还在给这个国家服务。我希望，在任何情况下，我现在正在做和将来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数得过来的月份，星期和时日中结束这种服务。
关于克格勃、军队和内务部，自然，对这些机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很明白的。这些威武的组织过去一直是国家制度的支柱。在极权制度下，他们的作用和威力增加了许多许多倍。这三个组织，没有一个不是改革的基础性力量。因此当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一下子越过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级直接进入政治局时，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十分意外。这是党的上层组织和安全机关相结合的一种老传统的继续。当然，这触犯了几乎所有的人。毕竟是在改革和推行公开性的时代，哪怕是从理智和分寸方面来考虑，戈尔巴乔夫也不值得将诸多国家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会升格为最重要的一个委员会。但他没有这样想，对权力的渴望和担心失掉权力要重于任何逻辑和任何理智。克格勃应当保卫党的利益，就让克留奇科夫留在身边，近在咫尺。
我在想像，为了军队和克格勃的将来，将会进行一场多么残酷、多么艰难的斗争呵。我再说一遍，我们甚至还没能着手改革国家这些最重要的机构。因为目前还没有力量对它们进行改革。现在人们几乎一提起“军队”或“克格勃”就会不寒而栗。这种恐惧感在每个代表身上都存在。正因为这样，军队的领导和克格勃的领导才泰然自若地、甚至我敢说是毫不顾忌地蔑视代表们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必须弄清这些军事部门的开支项目。他们没有准备向外界公开这些机构的活动和工作的细节。而不明了这些情况，则所有关于精简、限制职能、减小分量和作用等等的议论都会变成泡影。
那我希望什么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展社会本身。不言而喻，克格勃和军队在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将会落在后面。但他们必须和国内发生的过程同步，争取迎头赶上去。第二，这是指人本身。军队也好，克格勃也好，都并非锡制的玩具士兵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今天的部队中补充了新一代的军人。那种粗野的军人行为、绝对服从和非职业化的工作会引起他们的对立情绪，他们将不会向旧的制度妥协。
能拯救军队和克格勃的是实行公开性和开放政策。因此，我们所有珍惜改革的人都将会为此而进行斗争。至于这些部门的将来，这里我们不必去考虑什么新道道。当军事部门只能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服从于国会指挥时，人类已经制订了与军队和安全部门相互协作的和谐机制。我认为，军队应当是职业性的，自愿性的。只有如此，军队才能向好的方面发生质变。
我说的离题太远了，下面应该接着谈跨地区小组的事。因为继续谈论跨地区小组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在我们利用工作之余抽空召开跨地区小组协调会，并集中精力制订摆脱危机的纲领时，一种旨在破坏跨地区小组成员威信的活动也开始了。有些人在报纸上、在与选民会见时、在司空见惯的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到处宣扬说我们要夺取政权，要把国家搞乱，想专政，是头号骗子。知识分子，是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者，并且他们大部分人的历史都不清白……。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只是滑稽可笑，可实际上这是很可怕的。历史教给我们的够多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人已并非第一次试图用对人进行斗争的方式来替代相互之间的对话和对各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比较，而人们持有的和表达的这些观点和立场，对一个不要求思想完全一致的社会而言是很自然也很必要的。
所有这些在我们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但除了带来无数灾难和痛苦之外，却没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我们的社会幸而不是单一的社会，这一点我们该清楚了。社会不同的集团和阶层各有其不同的利益，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能相互一致的。
现在应该清楚，跨地区代表小组并不是“一群傲慢的、觊觎权力的活动家”。跨地区代表小组代表我们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利益，这一大部分人认为，我们国家的改革不够连贯、坚决；我们今天的灾难不是因为采用不好的资本主义来医治好的社会主义造成的。在改革官僚主义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一碰到困难，我们就会很容易想到借助那些过时的行政命令方法来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