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是非常疲倦，很想好好休息一下……
有时我觉得，我经历了三段不同的生活。第一段，虽然也十分紧张、复杂，但毕竟与其他人的生活差不多少——学习、工作、组建家庭、担任经济工作和党务工作的领导。这一阶段一直到召开中央10月全会时结束。当周围处于一片真空、死水一潭时，我走上了一条政治流亡者的道路。这就是我在第二阶段的生活。此时我与别人断绝了联系，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活动家为自己的生存而开展了一场斗争。被选为人民代表，获得胜利的这一天，是我第三阶段的生活（我的第三次诞生）的开始。从那时起到今天还不到一年。倘若说，我前两个阶段的情况还鲜为人知的话，那么在选举之后，与我有关的一切事情——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工作、建立跨地区代表小组、访问美国、损害我名誉的各种企图，等等——所有这一切活动都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这里没有任何秘密和不为他人所知的事情。
不过，因为这几个月里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与我有关的事情，不谈谈这些事情也不行。
下面就开始按顺序来讲。
在选举取得这样令人信服的胜利以后，有一些谣言广泛流传，说什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会反对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我不清楚，这些谣言是从哪里出来的，是源于因胜利而激动万分的我的拥护者呢，还是相反，来自极端害怕莫斯科人强烈反应的我的对手。但无论如何，这些谣言还在街头巷尾继续不停地流传着。
对此我抱什么态度？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这种观点。我非常实际地考虑了那时国内形成的政治形势，相当精确地估计到人民代表大会上未来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力量对比。在这方面我既不幻想也不自负。当然，我也懂得，我在大会上的形象将会让戈尔巴乔夫感到非常不安，他很想知道，我究竟要干什么。
大约在大会开幕前一周，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提出要会见我，进行交谈。会见持续了近1小时。在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首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当然，交谈是非常紧张的，最近积压在我心头的许多东西，我都对他谈了。个人的一些问题一般不会令我困惑。但国家在坍塌——这是令人震惊的。机关官僚主义的角逐过去就存在，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部权力都掌握在机关人员的手中，即便是一点点权力也不敢让给人民代表大会。我一直在敲警钟——您，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愿意与谁，与人民抑或是与将把国家引向深渊边缘的制度站在一起？……
他坚定而果断地做了回答。但我们交谈得愈多，我们之间互不理解的壁垒就变得愈厚。看来目前个人间的接触已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会产生信任的关系。当这些都已非常明确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降低了调子，减小了压力问我今后的计划，我准备干什么，打算投身到未来的哪种工作中去。我立刻回答：大会将决定一切。戈尔巴乔夫很不喜欢这个回答，他依然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保证。因而，继续问我，我怎样看待经济工作，或许，在索夫明地区的工作会使我感兴趣？但我仍强调了自己的意见——大会将决定一切。也许，我是正确的，想在大会之前谈论什么重大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的回答令戈尔巴乔夫愤怒，他想知道我的一些意图。看来，他似乎认为，我有什么隐瞒了他。我襟怀坦白地讲，我没有预先拟制过什么规划，只是到大会开完以后，才对这方面的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就这样，我们俩就分手了。
第二天，一些新的传闻又在全莫斯科逐渐传开了。这里的新闻媒介想必又要替我们国内的这些传闻大做文章了。在缺少真实的（甚至包括假的）消息时，人们靠传闻活着。这是苏联最主要的“通讯社”，甚至比塔斯社更为重要。我确信，要是有人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这些传闻的本质，其产生和传播的机制，肯定会写出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籍来。
这一次，传闻宣称，戈尔巴乔夫真的会见了叶利钦，并提出要他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但叶利钦不同意，因为他想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时戈尔巴乔夫被迫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职务，他仍然不同意。这时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他放弃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叶利钦对这一点倒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