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请专门的技师对录像带进行了特殊的剪辑，那些地方应推迟几秒钟，那些地方应把语句拉长，字体加大。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奥斯坦基诺的电视工程师们都向我透露过。他们甚至还写过一封信，此信后来又转给了负责调查报刊登载有关对我这次旅行的歪曲报道情况的委员会。但是修改录相带这件令人发指的事却没有任何人出来调查一下。再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些张皇失措的人（这部分人不太多）说：也许他真的喝醉了呢？……我认为替自己解释和辩白都是不合适的。
但不管怎样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教训。这个制度在敌视我，紧盯着我走过的每一步，捕捉着我的每一个正确的或者不合适的活动。所以，对这个制度不能有一分一秒的麻痹大意。如果我早知道在这里，在这个异国大地上，还有人乘我熟睡时盯着我的话，那么我可能会……什么叫“我可能会？”可能不会吃安眠药？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睡好休息好，我就没办法坚持下来。取消会见？这也不可能。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次旅行根本就不应该安排得那样紧张、匆匆忙忙。以后务必要注意这一点。
没过多久，又出现了一个对我打击更为厉害的事情。这纯粹是一次有预谋的陷害活动。
与选举人会见以后，我乘车去看望我的一位斯维尔德罗夫斯克的老朋友，他居住在莫斯科近郊乌斯平斯科耶村的一幢别墅里。快到他家的时候，我放走了司机，准备自己步行一段路，我经常这样做。“伏尔加”车开走了。我走了好几米远，突然身后又冒出一辆车子。随后……我就掉进了河里。我不想在这儿愤愤地叙述那几分钟内我所经历的所有细节，由于这完全是另一种事件。
河水非常凉。我两腿冻得直抽筋。虽然离河边仅仅几米远，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游到岸边。我倒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慢慢恢复了知觉。然后我站了起来，因为冷，浑身有些发抖。我觉得当时的气温接近零度。我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是回不了家的，因此就慢慢地走到一个警察哨所那儿。
在哨所值班的警察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我立刻对他们说，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些小伙子也就没有向我提什么问题。我一边喝着小伙子们给我倒的热茶，一边晾晾衣服，心里还咒骂那些人竟然干出这种勾当，但我没有发表声明。过了一会儿，妻子和女儿接我来了。与小伙子们告别时，我再次请求他们不要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透露给任何人。
我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我很容易预料人们对此事的反应。对我进行精神上的迫害已令人们忍无可忍了，难道有关我身体上也受到摧残的消息会令人们无动于衷？这是绝不可能的。为了表示抗议，泽廖诺格勒市很有可能罢工，而大部分国防、电子和科研企业都在那里；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有可能罢工，那里有许多军工企业；莫斯科大部分工厂也有可能罢工……这以后，随着一些战略性企业罢工，全国将进入紧急状态。“永久而且理想的秩序”开始出现了。因为叶利钦屈服于对他的陷害，国家的改革也就能“顺利地完成”。
也许，我不正确；也许，我一直讲真话、从不对人们隐瞒任何事的原则这一次没能够起作用。正是这一点重重地伤害了我的选民。我隐瞒了这件事，我没能说出这件事……
我始终认为，人民自己会明白一切的，他们自己会分析所有的问题。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报告说，根本就没有对我的陷害，为此他还杜撰出一个情况来证明他的这个结论。这令我更加坚信人民会自己分析所有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巴卡京要在很容易得到事实验证的地方欺骗人民。例如，他说，如果受害者真的是被从桥上扔下河的，那他早就被摔碎了，因为桥高达15米。但实际上桥高只有5米。看来为了让这位部长的话正确无误，应该马上修建一座比原桥高出10米的新桥。但谁也不愿这样做，哪怕是为了损坏叶利钦的声誉。
总之，我相信人们会明白内务部这位领导人对此事的解释有很多破绽，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人们会明白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主要的是人们明白，为什么我要在会议上说：没有人要暗杀我。
当然，我得老实承认，这一次对我的陷害是成功的。我的许多拥护者张皇失措地宣布我的声望下降了，并且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谣言马上即抛了出来，说什么我是坐车到一个别墅找自己的情妇，这个女人不知为什么将一桶水浇在我身上……不用说，这是一派胡言。但是看来，一件事捏造得愈离奇，人们就愈容易相信它。加上某些人本来就喜欢听一些逗趣的故事，比如说，你看，连他，一个改革家也同样迷恋女人，神魂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