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B.A．伏尔科夫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人没有按正常的发言顺序走上讲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说了我一些好话。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位伏尔科夫。他冲动而真挚的发言，是对不公正的反击唯一富有同情心的反应。那位手足失措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鲍贝京过了几分钟给主席团递了一张条子。我援引他纸条上的原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组织代表团完全支持苏共中央10月全会（1987年）对叶利钦同志的问题所作出的决定。谁也没有授权要伏尔科夫同志以代表名义发言。他的发言受到全团代表的谴责。以代表团的名义——州党委第一书记鲍贝京。”但他并没有征求代表团的意见。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戈尔巴乔夫也谈了不少有关我的问题。他毕竟还不那么随随便便，不负责任。
所有坐在我旁边的人连转过头看我一眼都没敢。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从楼座看着讲台，感觉到自己因为这一切马上就要失去知觉了……看到我这种情况，在台阶上值勤的小伙子跑过来，唤来了医生，他们给我打了一针，好让我继续坚持到会议结束。我回到家中。这既是肉体上的痛苦，又是精神上的痛苦。所发生的一切在心中燃烧，在眼前晃动着……
我艰难地经受住了这一切，非常艰难。连续两夜没有合眼，回忆着、思索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是谁非？……我感觉一切都已经结束。我无处为自己辩护，也不再想了。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实况，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作了转播。我想洗刷掉泼在我身上的脏水，但没有做到。他们鞭挞了我一顿，他们胜利了，我想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时，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想法。我不想再斗争，不想再解释，什么也不想做，只求忘掉这一切，让我平静下来。
后来，人们很快就向国家建委，我工作的地方，打来电报和写信，并非以十、以百计算，而是以几口袋、几千来计算，它们发自全国各地，最遥远的角落。这简直成为全民的支持，真令人难以置信。人们给我送来蜂蜜、草药、马林果酱，给我按摩等等、等等，盼望我治好病，再也不要生病了；安慰我不必理睬那些对我的诽谤，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它们；希望我振奋起精神，继续为改革而奋斗。
这么多感人至深、充满善意和温暖的信件，并且是来自完全不相识的人，我简直没法相信。我问自己，原因何在，这为什么？目的是什么？……
当然，我明白这些真挚的感情来自何方。饱经忧患的我国人民绝不能无动于衷、毫无怜悯之心地眼看着一个人被随意侮辱。这种赤裸裸的不公正激怒了全体人民，他们发来这些给人以希望的信件，并且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完全能够依靠他们重新站立起来。
我一定会继续前进的。
第13章选举纪事1989年3月27日
这就是全部情形。持续了好几个月的马拉松式竞选活动总算结束了。我也说不出自己哪一种感觉最为明显，是疲倦呢，还是轻松？……
有人后来将精确统计的选举结果告诉我。有89.6％的选举人投了我的票。当然，这并非一种完全正常的数字。在文明的，也就是说在人道的选举中，数字应该更小一些。但在我们这里已将人们引导到这种境地，让他们竭力去责难、诽谤我，阻止我在这种选举中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
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的说法：不是投票赞成叶利钦，而是投票反对党政机关。这样提出问题看来是要让我下不了台，但我觉得这样也好。这就是说，我最终没有白白地展开这场力不从心的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斗争。假如将对机关的异议与叶利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议也就是我在党中央10月全会和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所表述的思想。
我很想停下来，喘口气，作一些回顾。过分的奔波劳碌已让我心烦意乱、精疲力竭，但一点也没有收获。而新的烦恼和困难又压到了我的身上。
我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递交了辞呈，要求解除我目前担任的部长职务。因根据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不能同时兼任部长。结果，从今天起，我成为一名没有正式公职的人。
在家中，每天电话铃声不断——几十次，几百次的电话：全都是道贺、祝愿和表示亲热的……，迫不得已，我与纳伊娜商定暂时离开莫斯科两周，好躲开这一切应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