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讲台。全场寂然无声，静得令人都不敢大声喘气。我开始发言，以下内容引自大会的速记报告稿。
代表同志们！首先我应该回答在这里就一系列问题发表过讲话的扎戈依诺夫代表同志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我向国外电视广播公司发表谈话，而不对苏联新闻界？我的回答是：最早请求采访我的是苏联新闻社。我早在向外国电视广播公司发表谈话以前很久就发表谈话了。但那次谈话记录在《莫斯科新闻》上没能发表。
新闻社第二次提出采访比较晚了，可以说，对这次谈话他们也没有保证会发表。《星火》杂志编辑部提出采访的请求也是在此以前。我谈了两个小时。尽管已过去了一个半月，谈话内容仍没有发表。据卡洛基奇说，这事没能得到批准。
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莫斯科市委组织全会上的发言是那样“前言不搭后语”？我的答案是：当时我患了重病，被困在床上，医生不允许，我也不可能离床站起来。离开会还有一个半钟头的时候让我去参加会议。医生按量给我服了药。我坐在会场上，身体某个部位感到麻木，说起话来实际上也太不方便了。
接着往下谈。我接到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受我国领导人委托，将就党代表会议一事，出面举行一系列外国电视广播公司记者招待会。他们让我接受几家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
要求采访的共有15家电视广播公司。我答应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拉夫钦克同志能够如期接受二、三家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不能再多了。后来，我从电传电报委员会得知确定了3家电视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在自己的办公室中接受了这3家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提问和回答没用多长时间。对一些不友好的问题，即不利于我们国家和党，并有损于其威望的，我都给予了坚决的回击。
下面是和利加乔夫同志的关系问题。应该说，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在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方面，在改革的任务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我与他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之间的某些不同之处表现在改革中的具体政策，在社会公正和其工作作风问题上。细节就不过多解释了。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认为，假如另外一个人处在利加乔夫同志的位置上，改革的速度就能够加快？”我回答：“是的”。因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曲解了我所说的话，播发了我的驳斥声明和由该公司副董事长签署的道歉信。
索洛缅采夫同志紧接着将我叫去，要求我作出解释。我对为了这个问题召我去一事表示愤慨并对有关发表谈话向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口头回答。企图从党章中找我的错，办不到。我认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毫无过错。录有全部讲话的磁带是通过我们的翻译转给索洛缅采夫同志的。要拿我怎么办，我还不知道。但在记忆里留下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阴影。
现在我正式发言。
代表同志们！鉴于民主的逐步弱化，大会的主要议题，正如其所设想的一样，是党内的民主化。当然，还要讨论当前整个社会改革和更新的迫切问题。这次会议在筹备阶段就已经引起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不同寻常的兴趣和希望，改革使人民振奋起来。很明显，改革应该从党开始，然后像以前一样，她便带动起所有其他的人。可恰恰是从改革的观点来看，党落伍了。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会议应该很早以前就应召开的。
但是，甚至现在做各种准备工作都显得匆匆忙忙。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会议提纲也公布太晚了。关于政治体制在报告中也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来。对会议提纲的制定，没有吸收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广泛参与。在我们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汇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通盘考虑所有切实可行的建议。
尽管拉祖莫夫同志在《真理报》上竭力让大家相信，代表的选举是民主的，但是，在一系列组织中，选代表依然是按照老框框进行的，这再一次说明高层机关没有得到改组。
会议本身的讨论进行得非常有意思。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将通过哪些决议？它们能不能让全国的共产党员及整个社会满意？根据第一天的情况来看，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或许可以说是压抑感。可会议上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活跃起来了，代表的发言也越来越有意思。这在通过的决议中已经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