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人民总算给我平了反。在人民代表选举中90％的莫斯科人投了我的票，没有比这种恢复名誉的形式更具有说服力的了。10月全会的决议能否取消已没有多大意义。我想现在这件事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和党中央而言，倒是意义非常重大。
我又前进了一步。如今还应该争取得到发言的权力。我明白，有人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走上讲台发言。组织大会的人不难想到，这将会是一篇措辞严厉的发言，不会符合他们的口味。
事实正是这样。1天、2天、3天、4天，到了大会发言的最后1天。我考虑着该怎么办——如何能够发言。发言者的名单很长，其中都是些习惯于唱赞歌的人，不用看名单我也能猜得出是哪些人。我递上去一张纸条，——没有回音，又递上去一张——仍没有反应，于是我决定冲上讲台。尤其是在离休会还有40来分钟时，大会主席宣布，下午会议将要转入通过各种决议阶段。我的这个想法更强烈了。当听到发言名单里没有我的姓名时，我决定作出这迫不得已的一步。我走到卡累利亚自治共和国代表团那儿：“同志们，我只有一条出路——冲上讲台去。”大家同意了，因此我便沿着长长的阶梯朝直通讲台过道的小门走去。到了那儿，我请大会工作人员打开门。应当说，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还不错——他们推开两扇门，我拿出红色的代表证，举过头顶，迈着坚定的步伐，顺着这条长长的通道，径直向主席团走去。
当我走到大厅中央时，全场都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了，主席团也不例外。这时正在发言的是塔吉克的代表，他停止了发言。整个会场上呈现出一片骇人的寂静。就在这种情形下，我举起拿着红色代表证的那只手，两眼盯着戈尔巴乔夫，朝前走去，步伐蹬蹬有力。我感受到5000多人的呼吸声，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投来目光。走到主席台前，登上三排座位，向着戈尔巴乔夫走去，手持证件，直逼他的眼光，以坚定的口吻说：“我请求发言。或者是请您就此事提请大会表决。”他显然有点不知所措，我就站在那里等着。最终他说了一句：“请坐到第一排去。”我在讲台旁的第一排坐下了。只见这时政治局委员们相互在商量和低声交谈，此后，戈尔巴乔夫叫来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他们低声商量了一会儿，那位主任走开了，稍后有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我跟前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您到主席团办公室去一下，那里有人要跟您谈谈”。我问道：“谁想跟我谈？”——“不知道”。我说：“不，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就坐在这儿。”他走开了。办公厅主任重新和主席团的人商量起来，他们又匆匆忙忙地嘀咕了一阵子。接着那个人又走过来说：“一位领导现在与您一起去”。
我明白，走出大厅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出去了，那扇门就不会再给我打开了。我说道：“好，我可以出去，我得看看主席团的哪一位出来。”我悄悄地顺通道走去，但第一排有人低声劝我别退出大厅。离出口三四米远的地方，我停了下来，向主席台望去。在我旁边的是记者组，他们也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千万别出大厅！”我自己也意识到确实不能出去。主席台上没人站起来。发言人在继续说。又是那位同志走过来说，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允许您发言，但应先回到卡累利亚代表团那儿去。我清楚，当我走到那里再想回来时，就该讨论别的议题了，也不会让我发言了。所以我告诉他说：不必了，我已得到代表团的允许，用不着回去了。第一排正好有个位子，我喜欢坐在那儿。我迅速转过身去，又坐回主席台中央去，就在第一排过道的旁边，正对着戈尔巴乔夫。
他真心想让我上讲台发言吗，或许是后来他想到，假如他提出就此表决，那么代表们肯定会支持我发言，这样一来，他就被动了。在总结发言后，他宣布让我发言，并补充说，休会以后我们将转入通过决议这项议程。
本来，我曾预料过几种可能如果安全人员不给我打开门，或许是主席团说服我退出了大厅，再要么是戈尔巴乔夫利用自己的压力和威望让大会停止讨论，那又该怎么办呢？不知为什么至今我还那么相信自己迟早会发言的。可能当时我最好应该直接向会议代表呼吁，他们就会同意我发言了。我要说的话，甚至连那些对我反感的人、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许谴责我的人听到后也会感兴趣的。我感觉到了大厅里的情绪，当时便深信会给我发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