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还有过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插曲。就在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星火》杂志评论员阿列克塞·拉朵夫打来电话，他建议为杂志举行一个范围广泛的座谈会。尽管我很高兴这家国内最受欢迎的杂志之一（我每期都读）甘冒风险刊登我的答记者问，但我仍然不能同意。我对他说：“我们能谈很长时间，您准备好座谈会，然后我们再一起认真地整理谈话内容，但最后一切都会被禁止公开发表”。拉朵夫态度很坚决，说《星火》杂志是家有影响的杂志，保证不会将有关内容透露给任何人，总编B·卡洛基奇将亲自保管好最主要的资料。总之，他说服了我，我还是答应了。我们的确为这次谈话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是中央10月全会之后我第一次在苏联新闻界发表谈话，所以对此十分认真。当一切准备就绪时，这也毫不奇怪，拉朵夫来到我这里，神情沮丧地通知我说，《星火》杂志上的答记者问已经被取消。卡洛基奇决定将这个材料反映给中央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要求不得将它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听到这消息，我并不感到非常意外，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当然了，为此心情也很坏。在自己的国家里要变成一个哑巴，不能向外界作出解释，或者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精神上为此感到特别压抑。在这种情形下，最令人惊讶的是，卡洛基奇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说，他没有发表和我的谈话记录是由于它的内容似乎不太理想，我所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杂志感兴趣的，其中很少谈到自己目前的工作，总之，这次谈话还需要做更周密的准备……。简而言之，总编决定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给中央委员会打个圆场。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不明白，对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即使总书记也与其相左，而不信守诺言是不道德的？捍卫言论自由这个人类的普遍准则不正是他，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吗？然而不是，他耍了滑头，杜撰出个什么理由来，没说明事情的真相……如果心中胆怯，害怕出事，那就干脆保持沉默算了。这样做才对。
党代表会议开幕时间日益临近了，我显得有些不安，脾气暴躁。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但令人愉快的不多，坦率地讲，那段时间我差不多忘了好消息是怎么一回事。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大厅开幕。当我参加第一次会议时，心情非常激动。遭受了这么多流言蜚语，又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抵制”以后，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当然非常清楚，人们会有各式各样的反应。有很多觉得好奇的人只是想瞧瞧我，这些人的目光让我讨厌。我感觉自己简直成了动物园里的大象……一个老熟人发现我在看他，便懦弱地将目光移到一边，生怕不小心碰上“麻风病人”。在这种情形下我感到非常不自然，像是被追捕一般，所以在会议休息时，尽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当然，也有一些人若无其事地走到我面前，询问一下近况如何，他们用语言、用微笑、用目光来表示对我的支持。
卡累利亚自治共和国代表团坐在离楼座很远、很远的地方，头和天花板仅相隔两米左右。主席台上的人依稀可见。代表在陆续发言，像往常一样，有的很吸引人，听众时时发出阵阵笑声，但多数的发言是预先准备好的、充满了清规戒律，由大会秘书处修订过的。
毕竟党代表会议前进了一大步。在第一阶段的党的会议上，对某些决议的表决持“赞成”的并不像原来那样，全体一致通过。我自己准备了一篇充满火药味的发言稿。我打算在发言中提出为我恢复政治名誉的问题。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结束之后，支持我的信件铺天盖地而来，其中有不少人指责我有一点做得不对：为什么要请求党代表会议恢复政治名誉呢？他们质问我说：“谁能获得多数票便会当选为会议代表？会议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您还不知道吗？难道能向这些人请求些什么吗？”可能是列宁格勒的一位工程师写道：瓦兰特在《玛斯捷尔和玛格丽塔岛》一书中对布尔加科夫说，任何时候也不应向任何人索要任何东西……。可您却忘记了这条神圣的戒律。
我以为向代表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其重要意义在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告诉公众，把我的发言当成是政治错误的中央十月全会的决议本身才是一个政治错误，应该予取消。此事能否实现我不抱太大幻想，但总希望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