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好像被放逐，在建设委员会工作，党的领导机关和当局自然不愿意让我重返政坛。但我感到自己有能力重新开始工作，也有这种愿望。况且，我的处世原则不答应我无声无息地、不经过一番战斗就退出政治舞台。
我在1987年10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像过去一样，对全国人民依然没有公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总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国内一些党的组织推选我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因此，大会选举机构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阻挠我的当选。我是部长，职务相当高，一般而言，部长当选为会议代表是毫无疑问的。我了解到各部门都在准备选举自己的领导，只有我们这里没有，仅是一片沉默，当然，我有可能没被选为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的代表。起初，我没能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会那么大，但选举机构则在竭尽全力促成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久便明白了，我是唯一的一位没有被选为会议代表的部长。到那时，我才知道，一切竟是如此严峻。
我认为自己应该参加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假如党的机构搞阴谋诡计，操纵选举，将我与外界隔离开来，我是毫无办法的。起码我总有权利给某个人打电话吧，向戈尔巴乔夫或其他政治局成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我是中央委员，没有提我为代表，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
至少我自己要知道，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应该让我向人民解释10月全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其次，或许能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以摆脱政治软禁，重新开始参与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一向认为，如今也是这样，即我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没犯任何政治错误。所以，我觉得，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讲台上，面向会议代表、全国的党员和人民，会有公正的结论。因此说，假如我未能被选为会议代表，对我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会议没有我而开幕，我简直不愿去猜想该怎么办。离开莫斯科，从电视上观看代表会议的召开？向拉祖莫夫要出席证？……不，这些主意我连想都不愿去想。我有义务成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别无任何选择。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及莫斯科地区的企业都支持我，其它城市的一些机关团体也通过了推选我为党代表会议代表的决议。但选举机构却极力反对，这一切简直像最最令人窒息年代里那些传统的滑稽剧。尽管全国正处于改革的高潮，至少改革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
最后竟想出这样一个方法：党的基层组织选出得票多的候选人，然后把这个名单送交区委，在那里经过筛选以后送交市委，再筛选一次，最后提交给州委或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仅保留那些由上面事先规定好了的要在会议上发言和表决的一部分人。这个办法倒非常奏效，于是，“叶利钦”这个名字在通往最高一层机构的道路上便消失了。
正像我所说过的，莫斯科的选民表现非常积极，许多企业投了我的票，但有的地方还没有到市委这一级，也有个别的就在市委这里，将我的候选资格取消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许多党的基层组织都投了我的票——有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电动机械厂、乌拉尔化工厂、气动建筑机械制造厂及其他一些大型企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迫于这种强大的压力，通过了选举我为代表的决议。但并没有就此结束，还要经过下一关——州党委全体会议。那里对此事的反应非常强烈。
工人们以罢工相威胁，州党委全体会议没能通过决议，一直到紧张程度渐渐升级，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失去控制时，中央委员会才有人妥协。那时，全国正举行最后一轮区域一级的全会，州委全会在卡累利亚举行，我被选举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我当选为另外一个地区的代表，并不是像莫斯科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类地区的比较大的党组织的代表。对此，我的同情者们是不会容忍的。所以几乎是最后一天，我到了彼得罗扎沃茨克。会上，大家对我热情而友好，我走访了几个基层组织。这是个很好的地方，人也很好，尽管各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的、社会的……。总之，我就这样成为卡累利亚选区党组织参加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13名代表中的一员。
这一段时间内还出现过几次严峻的情况。我曾经说过，在政治软禁期间，我的名字就从新闻媒介中消失了，叶利钦这个人简直也不存在了。西方记者不断地要求采访我。我曾经会见过3家美国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其中包括“CBS”。美国人为什么放弃太空计划，却热心于搞一个我的答记者问，而且已经炮制出来了，还闹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笑话，我琢磨不透这究竟是为什么。在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说过，我们（指同我），会将一切搞清楚的。假如我忘记了什么是党的纪律和我仍然是中央委员的话，我们就会提醒他注意。所讲的大致就是这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