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团委书记先去找校长。校长一听赶忙摆手说：“你怎么啦，怎么能邀请叶利钦？”但尤拉（即尤里）不死心，他又去找党委。党委书记的态度有些不同，他比较开明。他提议将这个问题交给到党委会上讨论。会上大家决定邀请叶利钦参加会见。校长看到所有与会者都投票“赞成”，心想，假如他一个人“反对”，则他以后在这个集体里将很难工作，因此他也投了“赞成”票。学生们给我打来电话，我们商量了会见的日期和时间。这件事所有的人，首先是共青团中央都知道了。有人告诉我，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钦科曾两次光顾高级共青团团校，不允许举行这次会见，然而同学们没有听他的。
我已经知道，会见将是很激烈的。的确，事情的结果的确是如此。开始我讲了一个开场白，谈了谈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一些问题的观点，谈了党内出现的一些事情。这个开场白很快就让后面要讲的问题和要做的回答变得尖锐复杂起来。我的原则过去是、今天一直是这样的：解答最不便于回答的问题。随后就开始回答一些尖锐、复杂、有的还是很容易得罪人的、难以解答的各种各样问题。还有人提出有关我本人、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其他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们的个性问题。对这些，我都做了回答。甚至回答了有关戈尔巴乔夫有哪些缺点等这样一些问题。这在以前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会见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整个5个小时我都站在讲台上。同学们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这次会见的讲话在高级共青团团校校报上摘要发表了。当然刊登得比较简略，但总的而言，比当时舆论界的公开性在程度上要尖锐、深刻得多。不用说，我这5个小时的讲话，已经被人录下来了。
因此，在中央全会会间休息中，我和戈尔巴乔夫互致问候后，他问：“会见共青团员了，是吧！”我说：“是的，会见了。会见非常热烈，很有意思。”“但你在那里批评了我们，你说我们对共青团的工作做得不够，是这样吗？”我说：“他们给您转达得不够准确，我讲的不是‘不够’，我讲的是做得‘不好’。”
他站了一会儿，看起来，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们并排走了几步，我对他说，一般而言应该会见，这样就会发现问题……他回答说：“看来是这样。”这就是全部谈话。我认为，主动权自然应该让他掌握。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谈话，此外再也没有谈过，也没会过面。
总之，我感到坚冰已经在松动。我的监禁生活就要结束了。某种完全没有经历过的生疏的时期已经来临。在这个时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了。
第12章选举纪事1989年3月26日
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我感到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有点波动，也有点过分急躁。不知怎的，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我。当然，只有妻子和孩子们能看出我的不寻常的情况。不知是谁向窗外看了一下，惊奇地看到一群西方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拿着电视摄像机，正等候在院子里，人已经涌到门前，这种现象有好几个月了。外国的新闻记者与我们做邻居，对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好像见到一些可以信赖的人（我已把他们视为值得相信的人）。最近几天来，我已不能单独行动一步。躲避开记者是不可能了。也难怪，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可老实讲，要承受这种压力真是有些不容易。
然而今天，很清楚，我将成为记者们竞相争夺的“猎物”。妻子和孩子们将会第一次看到和感受到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将要发生的事情也许会给她们留下不愉快的印象。
我们的衣着相当庄重，为了去参加选举——这是全民的节日。不料，我们刚走出房门，马上便被记者围上了，几乎没有苏联记者，大部分都是西方的。他们竞相拍下了我们全家从住宅走到伏龙芝区少年宫这一段路程的经过。投票站就设在少年宫内。我心里也纳闷，记者们为何要制造出这一组“历史”镜头。他们转过来、转过去，一会儿从后面拍，一会儿跑到前面去给我们拍。
来到少年宫旁边，情形就更加可怕了。大约有100来人围上前来，照相机、闪光灯、录音机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他们用所有可以使用的语言呼喊着，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人的问题还没有说完，那人又嚷起来了。我冲出人群，看了一眼家人，想知道她们的情况怎么样……她们仍站在一起，但显然在用最大的力气坚持着。我顺着这股向我涌来的人流踏上了二楼，登记上自己的名字，领到一张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