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我想，他是慑于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才不得不决定不让我退休，也不派我到某个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那时，抗议全会决议的信件就像巨浪一般，涌向中央委员会，涌向《真理报》编辑部，甚至涌向所有中央一级报刊的编辑部。人们毕竟是要清算此账的。
我需要设法走出去，摆脱我无意中陷进去的危机。但环顾四周，谁也没有，这构成了某种空隙、真空，人类的真空，奇怪的生活。我觉得我一直和群众接触，一般说来我是热爱同伴们的，经常面向群众，而不是孤单人一。当与你工作过的并且是你所信任的人一批接一批地背叛你时，就开始感到一种可怕的必遭灭亡的感觉。或许，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我们的社会因为几十年处于黑暗当中而变得更为冷酷，以致人们不再和睦友善了？好像围绕着你画了一个圆圈，谁也不想钻过去，就像怕接触麻风病人一样，怕接触感染。对那些担心自己前途的人，对竭力讨好别人、投机分子和对正常人而言，麻风病人一直是令人害怕的。
是的，许多人与我断绝了来往。他们当中大多是一些横行一世的人；他们将自己伪装成朋友和同志，但实际上是一群令人十分讨厌的人。我曾经是首长，当过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们曾经需要我，仅如此而已。
在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碰上面再也无法回避时，我们的一些领导人才肯与我打招呼，以某种小心、谨慎的态度点点头，以此暗示：总的而言，我当然还活着，但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在政治上我已不存在，政治上我仅是一具僵尸。
我不知为什么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过去经常给我打电话的人，现在也突然间也不打了。真是奇怪……我经常想，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上，我会采取什么态度？我仍然绝对相信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弃处于灾难之中的人。抛弃别人，这完全违背了人类的某些最基本原则。
很难描述我曾经历过的困境，太难了。我开始和自己展开一场真正的斗争。剖析自己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剖析自己处世的一些原则和自己对过去、现在、将来的看法；剖析自己对人（甚至包括自己家庭中的成员）的态度。不时思索分析，白天黑夜、日日夜夜地剖析。每天仅能入睡3～4小时，然后，思绪又钻了出来。
处于这种境况，人们往往到上帝那里找出路，有的人则借酒浇愁。我既没有去找上帝也没有酗酒。我依然信任人民，但这完全是另外一种信任，即只信任那些忠实的朋友。天真的信任已不再存在。
通过自身我检查了许许多多的人、朋友、同志、邻居、同事；通过自身检查了对妻子、儿孙们的态度；通过自身检查了自己的信念。留在我心底的东西已变成煤炭，它烧尽了，四周全烧尽了，在内心深处也烧尽了……
是的，这是斗争、与自己斗争的最严峻的时期。我知道，倘若是在这场斗争中输了，则意味着我的整个一生都输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的力量越来越弱的缘故。
头疼病一直在折磨着我，差不多每夜都是这样。救护车经常开到我家，给我打针。在某段时间，病全都好了；可是没多久，又复发。全家人尽力帮助我。妻子纳伊娜、女儿列娜、塔尼娅通宵达旦地守护在我的身边，尽全力侍候我。特别是当头疼病猛烈发作时，简直会让人发疯、要大喊大叫，无法控制住自己。这是非常痛苦的。往往根本不能忍耐。我想，真的，我快要垮了。
我相信，那几个医生，如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涅佐夫、阿纳托利·米哈依洛维奇·格里戈利耶夫等，他们都给我治了病，不过都没奏效。我的头疼病是因为过度紧张造成的，只能靠时间才能治愈它。大脑几乎昼夜处于工作状态。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神经也衰弱了。我已经不能坚持，有时便向家里人发泄。病好以后，我又感到愧疚，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觉得非常难为情。
妻子和孩子们总是想方设法安慰我，以减轻我的痛苦。我也感觉到这一点并振作起来……总之，他们当时和我在一起心情也是十分很沉重的。我在许多方面都要感谢他们。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摆脱病痛，真是多亏了他们。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听到了一些关于我要自杀的街头传闻。我不知道这些传闻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虽然我那时所处的境况完全有可能将我推到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上去。但我却是另一种人，我的性格绝不允许我自暴自弃。不，我永远也不会走上这条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