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这是一种被流放者的生活……却不是在一个孤岛上的流放生活。这是一个半岛，有一条不太宽的小道把我这个岛同大陆连接在一起。这是一条人的小道，一条由忠实可靠的朋友、许许多多的莫斯科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以及全国各地的人连接起来的小道。这些人还没有受到惊动，没有因为和我接触而蒙受嫌疑……。
我开始经常去街上散步。往常工作一忙，完全就忘了去走动走动、散散步什么的。身边没有保镖、没有助手，像个一般的莫斯科人，跟所有的人一样。这是一种非常惬意的状态。或许，这是整个黑暗时期唯一欢乐的时光。在街道上、商店里、影院里，不认识的人遇到我，亲切地笑一笑。不知怎的，这使我感到轻松愉快；同时也想，真奇怪，这只是一些很平常的过路人，但他们的品德却要比那些自诩为朋友的人或者所谓主宰命运的人要高尚得多。
我是一个政治上的被放逐者，因此走到哪儿都要求我明白：尽管我担任部长、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但时时刻刻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问题是非常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
这一年半的时间是多么不好过呀……虽然也有工作，但老实说，这工作根本不适合我干。尽管我像以前一样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之中，但我仍喜欢从事党的政治活动。今天这个岗位使我缺乏和群众的联系及交往。
西方报界经常对我的名字感兴趣。每次会见，那些记者一定要难为我，由于我力求讲真话。在会见西方记者时，我不想隐瞒什么，不会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我们几十年来经常不断地得到告诫：西方报纸只知道欺骗，只能说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报道我们的丑闻，说我们的坏话。但事实上，西方一些有代表性的、严肃的定期刊物多半是以权威性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无条件遵循新闻道德而著名的。我这里所说的不是指“黄色”报刊，当然，很遗憾，我也偶尔碰到过这类刊物。
我们的报界却不怎么报道我的情况。对此，我的态度是非常冷静和严肃的。因为我知道，这事和记者们没有关系。相反，我看到一些办报人怎样通过自己的领导来删改材料。哪怕有关我的内容仅仅是只言片语，最终也要删掉，而记者为此常常与他们发生很大的冲突。但也有过其它一些恶毒的、不真实的文章。
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很难搞好，有人放风说，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说我属于斯大林式的领导人。但这是绝对的不正确，因为我打心眼里痛恨斯大林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在我6岁的时候，一天夜里我的父亲被抓走了。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正是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没有受当局的约束，并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伊琳娜·阿尔希波娃、叶卡捷琳娜·舍韦廖娃、基里尔·拉夫罗夫、马克·萨哈罗夫以及许多作家、艺术家向我表示节日祝贺，给我写信，来我家谈话，并邀请我去剧院、听音乐会。我还记得创造出切布拉什卡这个形象的儿童作家爱德华·乌斯宾斯基发给我的像以往一样幽默和善意的电报。所有这些小事情对我而言都是很珍贵的。
我艰难地、十分艰难地在征服自我。我的身体月复一月地在康复，虽然不是很快，但毕竟在康复。睡眠依然不太好，但头痛不再折磨我了。
谁忠贞不渝，谁真正同情过，谁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过支持——这就是真正的朋友。我将永远感激他们。他们到今天还在替我担忧，因为我仍然处在永不休止的斗争中。
我逐步地、缓慢地走上正轨，积极参与国家建委的工作。我突然发现，我的业务还没有丢掉。属于我专业范围内的所有建筑方面的问题，对我而言，都是很亲切、很熟悉的。我仅仅担心，我已经落后了。
我没碰到过戈尔巴乔夫，也没与他谈过话。只有在党中央全会开会休息时，打过一次照面。当时他穿过走廊，我站在旁边；他要从我身旁走过去，不可能看不见我。他停下来，转向我，跨了一步，问道：“你好，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决定也按他的语气回答：“你好，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要继续谈下去，就要提起以前发生的事情了。
尽管我已经失宠，实际上是被政治流放了，但仍然有人邀请我去高级共青团团校与学员和男女青年们见面。他们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该校的团委书记尤里·拉普塔诺夫首先发出了这个倡议。所有学员（多半都是共产党员）都支持他的提议。同学们都很成熟、聪明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