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就以那个模样出现在政治局,几乎是不省人事。后来,又是以那模样在莫斯科市委全会上出现……当所有与会者都坐下以后,党的所有首脑便来到了会上。这些党的主要头头们友好地坐到主席团的位子上,就像出席一个展览会;而台下所有与会者都看着他们,显得胆战心惊,驯服温顺,如同老鼠见着猫一般。
当一个人被人用恶语杀死,因为这的确像真正的杀人,那么应该给这种行为怎么定性呢?要知道可以在全会上很简单地解除我的职务。但他们却不这样做,他们要从背叛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享受。那些曾与我肩并肩地在一起工作过两年的同事们(我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不良的地方)突然说出那样的话,致使我到今天还难以忘却。倘若我当时不是处在某种昏迷状态的话,当然就要斗争,驳斥谎言,揭露那些发言人的卑鄙勾当——真正的卑鄙勾当!一方面,我曾怪罪那些医生,因为他们竟然允许把我拉到这儿来;另一方面则怪他们给我灌了太多的药,以至于我不省人事。当然,也许还应该感谢他们那个时候救了我一命……
后来,我常常想到那次中央全会。我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走上讲台,为什么他们会违背良心,像猎犬一般按着主子发出的“追他,捉住他”的命令猛扑过来……的确,他们就像一群猎狗,准备随时将猎物撕成碎片的猎狗。除此之外,我没法用别的词去形容他们……
他们没有多少论据,所以,或者是蛊惑煽动;或者是臆测;或者是想入非非;或者是众所周知的谎言。另有一些人向我猛扑过来纯粹是因为害怕。既然必须毒死他,那也没办法,就只好毒死他了。还有一些人则突然产生一种古怪的感情:好不容易等到今天终于可以骂你几句了,你以前是首长,我不能触犯你,可现在……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便交汇成了一种可怕的、没有人性的东西。
就这样,我被撤职了。似乎是根据我的申请撤我职的。这次撤职是那样闹哄哄、大嚷大叫地进行的,以至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全会的所有材料都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我刚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就曾经要求报纸刊登每次全会的所有文献,包括报告和讲话记录,而且不允许做任何删节。党中央即使到现在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害怕那样做。而这一次,我却成为自己建议的牺牲品。当然我这是说笑话。相反,说真话、公开性永远也不会有害。对不抱偏见的人们而言,《莫斯科真理报》公开发表那些材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清楚地表明在党的上层人物之中存在着卑躬屈节和胆小怕事的风气。
后来我又住进了医院。2月全会前我已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尽管这已经是第四次打击了。全会开得非常顺利。戈尔巴乔夫提议撤销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戈尔巴乔夫谨慎地提起了退休问题。医院会诊后也提议我考虑这个问题。我先和妻子商量好,然后对他们说,请等一下,等我出了院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后来我对此左思右想,决定不退休,因为对我而言,退休就好像生命结束。我不可能搬到别墅去种萝卜和茴香,那样我会感到绝望、苦闷之极。我需要和人们在一起,需要工作,不然我就完蛋了。因此我对医生说,我不同意退休。
没过多久,戈尔巴乔夫又往医院给我打电话,提出让我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部长。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担任什么职务都可以。我一秒钟也没犹豫就表示同意。但戈尔巴乔夫还补了一句:“我不会再让你从政了。”
经常有人向我提问,后来连我自己也觉得纳闷,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最终还是决定不惩治我。一般而言,在我们国家与政敌作斗争往往都是非常顺利的。戈尔巴乔夫可以打发我去领退休金,或派我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当大使。但他却将我留在莫斯科,并给了一个较高的职务,实际上,是在身边留下了一个反对派。
我觉得,如果戈尔巴乔夫身边没有叶利钦,他必定会臆造出一个叶利钦,尽管戈尔巴乔夫近来一直对我抱否定态度。但他懂得,一个厉害的带刺的、不让党的官僚机构过安稳日子的人是很需要的,应该把他安置在身边不远的地方。在这一出生动的戏剧中,就像在一个好脚本一样,所有的角色都已经分配好了。利加乔夫—保守派,反面角色;叶利钦——冒进的左派,爱闹事的人;戈尔巴乔夫本人——英明的、无所不知的主角。很明显,这一切他都预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