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当时我仍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因为中央全会还要晚些时候才能通过解除我职务的决议。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党的总书记、第一书记都汇集在莫斯科，他们都是来参加联席会议的。除此之外，他们每个人都曾单独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不用说，他们提出了有关我的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将所有这些情况都作了介绍。我能猜得出来，他讲了些什么，不用说，他认为我在许多方面是有错误的。11月7日这一天，我们政治局所有成员和中央书记一起前往列宁墓，与往常一样，仍按顺序排队：政治局委员按姓氏字母顺序排成一队；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姓氏字母顺序排成另一队；而中央书记也是按姓氏字母顺序再排成一队。当然，戈尔巴乔夫排在最前面……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先与戈尔巴乔夫打招呼，像通常那样仅仅握握手而已。他们也和我们打招呼。当我走到卡斯特罗面前时，他马上和我拥抱三次，还用西班牙语说着什么。我当然听不懂，但我感到这是同志式的同情。我握握他的手，说了声“谢谢！”当然，言语是最无关要紧的。接着走过几个人，轮到雅鲁泽尔斯基，他也是和我拥抱三次，还用俄语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要挺住！”我也同样轻声说，感谢他的关照。这一切，戈尔巴乔夫全部看在眼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全都看在眼里。这使他们对我更加警惕起来。
他们尽量不与我说话，好像他们都没看见这令人奇怪的事。尽管那个时候，有好几个政治局委员，我想在内心是支持我的，虽说不一定完全支持我，但至少是支持。其中还有人给我送来一些节日贺卡。戈尔巴乔夫却没寄给我贺卡，我也没寄给他。谁给我寄，我就给他寄。当然，政治局里有人理解我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赞同我的独立见解，暗中支持我提出的建议。但这样的人不多。
参加这一类的会见，我一般都能与某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总书记或者第一书记进一步搞好关系。特别是卡斯特罗，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而这一次，我是自由公民了，不用说，在接见的时候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尽可能地躲在一边。
11月9日，由于头痛和心脏病突发我被送进医院。显然，我的身体承受不住神经的紧张，出现了麻烦。他们立刻给我服药，大部分是安神药和镇静药。医生不让我起床，常给我打点滴、打针。夜间觉得最难受，在3～5点时，我几乎忍耐不住那难以想像的头疼。我的妻子想来探望我，但医院不让她来，说是不能打扰我，我目前很不舒服。
11月11日上午，忽然响起了电话铃声。这是克里姆林宫高级领导人服务处转过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戈尔巴乔夫。他似乎不是往医院，而是往我别墅打电话。他用平静的语调说：“请你，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尽快到我这儿来一下。然后，或许我们要一起主持莫斯科市委全会。”我回答说，我不能去了，我现躺在病床上，医生连起床都不容许。“不要紧”他精神饱满地回答说“医生会给予帮助的”。
对这个做法，我永远也不会清楚。我不记得自己工作这么多年来，是不是也干过这样的事，一定要将一个病人——不管是工人还是领导从医院里揪出来，以便解除他的职务。这是绝不可能的。我暂且不说，这种做法起码有悖于劳动法典，尽管在我们国家，劳动法典好与领导人无关。即便戈尔巴乔夫对我态度不好，但他那样做——那样不人道、也不讲道德……也的确让我没想到。他担心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他是不是认为我会改变主意？或者他认为，最好趁我现在这个样子好在莫斯科市委全会上收拾我？或者想从肉体上把我彻底击垮？总之，你是无法理解那种残忍的。
我开始准备出院。那些听话的医生，他们曾不允许我去任何地方去，就是起床、走动走动也不准允许，但现在他们却用强制的方式催我出院。我当时感到头晕目眩，踉踉跄跄；我差不多不能说话，也听不清别人讲话。妻子见我这个样子，便恳求我不要去。她请求我、说服我、要求我不要去。我却像个机器人，勉勉强强能挪动脚步，一点也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事，坐进汽车后便往苏共中央委员会开去。
那些天我的妻子被我的疾病也折磨得疲惫不堪。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把情况告诉了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说这是极其残忍的行为。你们竟然敢让一个还在生病的人出院；你们最初曾为了某种目的要保护他，而现在却因为自己的胆怯可能会杀死他……这个局长当然对此无从回答，因为他仅仅是这一体制中的一个小人物。这个体制仍继续“绝妙”地发挥着职能。应该保护叶利钦，他们就会保护的，他们要把你这个半死不活的病人弄到这儿来，即使你处于昏死状态，他们也能把你弄来。我想，他们可能还能把我从坟墓中弄出来，想往哪儿扔就往哪儿扔，只要有必要就可以弄到任何全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