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说实在的，除了你的不同意见外，我觉得我可能理解得不正确，也就是说，你在中央面前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对自己的工作提出问题。
叶利钦同志，我大概把你所说的内容阐释得对吧？
那么让我们交换一下意见吧，同志们。我想，问题已经原则上提出来了。
这事正好发生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我想这不仅对我本人，而且对中央、对叶利钦同志，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应该吸取的一次教训。
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研究明白。
请谈谈吧！同志们。谁准备发言？
中央委员都了解政治局的工作情形，常对政治问题进行评论，你们更清楚事情应该怎么办。我请你们发表意见，但不强求。倘若哪个政治局委员想发言，那么不用说，就请上台。请吧！
同志们，谁准备发言，就请举手。
接下去的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有一件我没有料到，即当我脑海里对所有这一切反复进行理论分析时，我忽然想，要是谁发言的话，不知他会提出什么样的论据来反驳我的论点。我原以为出来发言的，不会有最大的人物，也不会是和我亲近的人……而实际上当事情发生之后，当那些好像与我共事多年、与我亲近、相互关系很好的人纷纷跑上讲台发言的时候，这种背叛行为已令我心情十分沉重。我相信，如今那些人读到刚才所叙述的对我的谩骂时，一定会感到羞愧。因为，那是他们说出来的。话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就别想再赖掉。
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大多数是蛊惑人心、不顾事实，差不多是一种攻击的调子：这个叶利钦简直是坏透了。老是重复那几句话，那几个所谓的形容词，那几项大帽子。我是怎样忍受过来的，真是难以言传。
利雅勃夫上台发言了。我和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起工作过好长一段时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是不是想为自己铺一条往上爬的小路，即便不是为了准备将来荣升，那也至少为日后自己顺利退休考虑。他断然表示不赞同我的发言……这使我沉痛之极。别尔姆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康诺普列夫、秋明州委第一书记勃戈米亚科夫，还有其他很多人……我们都在一起工作过，相处很久。但他们每个人都仅仅考虑自己，每个人仅仅想在这件事情上替自己多挣几分。在政治局委员中，雷日科夫和雅可夫列夫也站出来发言。这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我没想到他们会说出那样的话。总书记，就我看来，正是希望他们俩发表意见，因为我对他们俩人总是很尊敬的，也就是说，我看到他俩发言将会更加痛苦。
我已经知道，在这之后，将会开始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你必须忍耐；而今天，在全会上，暂不会解除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需要等待召开莫斯科市委全会。在那个全会上，我将先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此后，在另一个全会上，再解除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事情正是这样。全会最后对“认为叶利钦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这一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提议莫斯科市委审议我的改选问题。虽然，我的发言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谁读过刊登在杂志上的我的发言记录，谁就会明白一切。
顺便提一句，当报上公布说，在1989年第2期《苏共中央通报》上刊登了中央10月全会的速记记录，我并没有着急早一点看这个记录。我想等到杂志送到家家户户时，再订购一份。我后来看过自己的发言记录。我稍微有点惊讶，我觉得我那时的发言是非常尖锐的、十分不客气的。不过，很明显这是时间的过错，因为从此以后，社会大大向前挺进了，又进行了多少次尖锐、激烈的辩论。还有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竞选活动……但当时我的发言是对总书记的第一次批评，是第一次试图在党的会议中心而不是在家里的厨房内公开研究，为什么改革开始打空转了这一问题。可以说，这是第一次让已宣布实行的多元论成为现实。
但杂志上所刊登的那些所谓演说家的发言记录，我根本不想看。我不能控制住自己。倘若看那些发言记录，就好比再重新经受一次可怕的、不公平的心灵打击，再去体验他们那些人的背叛行为……不可能。
在那困难的时期，我心情极为沉重地熬过来了。有好几天时间，我始终凭借着自己意志的力量，一直坚持着，没有马上躺到医院里去。11月7日，我伫立在列宁墓前，心里坚信，这是我最后一次光顾此地。最令我伤心的是，我不能将我在莫斯科所考虑的许许多多事情继续干下去，留下了那么多棘手的、尖锐的问题。我觉得，我让莫斯科市的党组织振作起来了，但还有许多事没能来得及做。我觉得自己在市委面前，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和莫斯科的市民面前是有过失的。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既然，政治局对我的态度未必有可能改变，那我的关于改善城市生活的建议就一定会碰壁，并且这是故意让我为难，我不能允许自己让莫斯科市民成为我个人遭遇的牺牲品。应该坚决地离开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