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完我的这些政治局的老同事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心情沉重。这就是改革的总司令部，这就是党的神经中枢，全国最有才智的人们？
实际上，我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还能希望会是别的一些什么人吗？我们的政治局里是这样的一些人——或者是沿着中央委员会的官阶缓慢爬上来的活动家们，还有那些头脑僵化的多年从事机关工作的人，譬如：卢基扬诺夫、梅德韦杰夫、拉祖莫夫斯基；或者就是曾经当过党的州委或边区委的第一书记们，如：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当然，我不会忘记提到其中也包括叶利钦，这些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从事党务工作的人。
我心里很明白，为什么有许多相当出色的人对我一直持怀疑的态度，甚至在我失宠之后也是如此。就是因为叶利钦毕竟还是个党员，曾担任过州委第一书记。你是不应该也完全不可能得到这个职位的，更不用说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你进入之后，也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富于独创性、敢想敢做了。人们一般都知道，要想在党内混出点名堂，就必须非常机敏，能够随机应变，善于死背教条，并做到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但这样替自己辩白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面对现实，你只能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立场去赢得人们的信任。
有时我问自己，我是怎么出现在这些人之间的呢？为什么曾延续多年、精心设计的淘汰异己的制度突然之间土崩瓦解了呢？我是忍无可忍了，甚至暴跳如雷。这是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发生过的。显然，遴选干部的某个机制失灵了……。对每一个要进入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的人都应该经过仔细地审查，关于他的一切都要清清楚楚；如：他在思考什么，他想做什么等等，不存在任何秘密。对我的性格特点，我的独立见解，戈尔巴乔夫都非常熟悉。或许他在当初拟定未来改革计划时，曾认为政治局里拥有一个不听话的人是必要的。但是，他后来逐渐改变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被权力迷惑得愈来愈厉害。渴望着指挥一切，甚至想每分钟、永远都感觉到这种权力。要完成他交办的任务，就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因为只有他的想法才是最新的、彻底的和正确的。他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了，因此也就不再需要一个能与他争论的人。
对戈尔巴乔夫趋炎附势的做法已在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变得更为低劣了。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可以说有个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常骂各个部委，因为它们几乎什么也生产不出来，只靠着自己的企业过活。但无论怎么说，它们的日常工作仍然可以间接地算为各个部门的成绩。可苏共中央呢？要知道它是什么也不会生产的，除了文件：成吨的文件之外。它工作的成绩就是那些堆积如山的谁也不需要的询问、总结、回函、报告、调研材料、草案等等。目前的所谓机构就是指政治局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它不好也不坏。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分析时局，制定党的战略战术。它实际上就像党的最高决策集团的意识形态勤务员。当年勃列日涅夫曾谈到过发达的社会主义。于是这台巨大的机器便开始制造神话，说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生活将多么美好，说这个发达时期已经到来、并会继续发展……
开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理解比今天要谨慎得多。这也就表明了改革这一艰巨工作的发展为什么一直这样缓慢。戈尔巴乔夫以后将不得不“左倾”，这是形势所迫，中央委员会这个机构也将乖乖地宣布走另一条唯一正确的、即总书记所指定的道路。一切按此原则去干，叫怎么干就怎么干。
大家都记得那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戈尔巴乔夫来到托利亚特汽车制造厂。在那里，他宣布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成为生产新潮公共汽车的倡导人。于是，报纸、电视台就像以往那样，马上对这个又喊出新水平的口号大加赞扬。但是，专家们这时却因为难堪和害怕而不敢抬起头来。戈尔巴乔夫说出那样的话，说明他基本上不明白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目前是处在一种什么境况。制造公共汽车，这可不是仅仅将铁壳和发动机装到一起那样简单。它好比一根精细的链子，涉及设计水平、加工工艺和生产能力，还涉及公路质量、维修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若拿掉其中哪怕仅仅一个环节，整个链子也就散了。别说是最好的汽车，就是一般水平的汽车也生产不出来。可他偏要求：我们应当成为新潮车的倡导人！也许这不是戈尔巴乔夫自己想出来的，可能是别人提示的。倘若是他自己的主意，则他可以作些解释，更正一下，免得难堪。但在我们国家，习惯的做法正好相反，任何荒谬的言论，甚至连最彰明昭著的荒谬言论都会得到宣传机构的吹捧，他们办事能力极佳，会将这些言论吹捧为人类思想的顶峰，有先见之明，是人类智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