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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军政巨人:叶利钦传(49)

作者:白成国

葛罗米柯对我的态度很正常。尤其是1987年我在10月全会上发言以后,当时我还属于政治局的一个成员,只有他一个人仍像以前那样与我打招呼,询问我的工作近况如何。

接下来谈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他总是喜欢呆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虽然他身居要职。亚美尼亚悲剧性事件以后,在极其不平常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亲自动手转动那台里外都锈透了的紧急救援机构,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我想,这时我们的人民才第一次注意到,我们的国家还有自己的总理。总之,我感到雷日科夫在部长会议主席这个位置上工作很困难。尤其是当前,急需将我们的国家从混乱不堪的经济状态下,从它所处的崩溃的边缘解救出来。

后来我作为一个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本应该出席部长会议的各种会议。但在参加了两次之后,我明白了。一个正常的、思维健康的人要想忍受那种安排混乱、杂乱无章的工作状况是极其不容易的。一个部长抱怨另一个部长,另一个部长却又抱怨其他部长。他们随随便便地跑到讲台上,你推我搡地争夺话筒。在这种气氛下,很自然,要通过一项集体决议简直比登天还难。从那以后,我决定,不必浪费时间,再也不出席那里的会议了。我非常希望部长会议今天举行的会议有好的变化。无论怎么说,部长们已受够了部长会议这个十足的人间炼狱的煎熬,再说国内现在的形势也不能容忍再耗费时间进行那种空泛的谈论。

索罗缅采夫,政治局委员,党的检查委员会主席。最近一段时期,他总是犹豫不决,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很少发言。但是,假如遇到与反酗酒运动决议有牵连的问题,索罗缅采夫会马上给利加乔夫以全力支持。他俩互相需要。当索罗缅采夫被解除职务时,利加乔夫极为忧伤,因为不会有任何人支持那个荒谬透顶的决议了。当他作为党的检查委员会主席受命负责解释我向西方新闻界所作的讲话时,命运便将我与他联系在一起了。很明显,我的那次谈话内容根本不像索罗缅采夫想强加于我的那样。我是不会认错的,而且我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我所有涉及批评政治局成员或者有关改革策略的讲话,既没触犯宪法,也没违反苏共党章。总之,索罗缅采夫在这次谈话时,看上去神经过敏、犹豫不决。有时我甚至感到有点同情他,交给他这个任务,他又无法完成。这是一幅令人忧伤的画面。

再就是切布里科夫。最初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只要不是谈论有关干扰西方电台或者放多少人出国这一类问题,切布里科夫一般很少发表讲话。没过多久他成为中央书记,离开了克格勃主席职位。这一步棋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很有利,因为现在出任克格勃主席这一要职的,是十分听话、十分忠诚的克留奇科夫。不过所有的权力:警卫机构和克格勃依然掌握在克格勃的前任领导人手中。最主要的是,切布里科夫还保留着当克格勃时的心态:到处都是西方的阴谋诡计、间谍,对谁都不放过,一无例外。对他来说,现在的多元论和公开性,就像一把尖刀插在胸口上,是对多年来一直发挥作用并且十分顺从体制的沉重打击。

多尔基赫。他不走运,格里申曾把他划入自己最亲密的拥护者的名单,企图让他进入政治局当委员并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当然,那些跑到格里申队伍中去的人,事实上全都注定会失败。确实如此,其中许多人很快便与他们办公室的安乐椅告辞了。但多尔基赫还在工作。看来他是中央委员会中办事效率最高的职业书记之一。这样,在他退休以前就保住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相对而言他比较年轻,他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来到莫斯科做中央书记的时候,还不到50岁。多尔基赫的特点是富有条理性,办事慎重。他从来不提倡匆匆忙忙地通过什么决议。他还有独立自主精神。当然,这是在允许的范围内。

譬如有一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让我担任中央书记之职的候选人资格问题(当时我没在场),参加会议的人几乎都积极支持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戈尔巴乔夫推举的。但唯独多尔基赫提出异议,说叶利钦有时相当感情用事,如果这样办事就……不过,最终我还是被选为中央书记。当然没多久就有人把他的话告诉了我。我到他那儿,当然,这不是为了讲明态度,仅仅是很想直接听听他的意见,而且重要的是应该自己搞清楚自己的错误,毕竟我刚到中央工作。他坦然地将他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说他认为任命我为中央书记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应当控制自己容易激动的情绪、自己的脾气。不管怎么奇怪,这件事对我而言虽然不是那么愉快,但不仅没能使我们疏远,反而使我们接近了。我们之间出现了富有人情味的联系和相互信任——而这些却是苏共中央院墙内极其缺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