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在我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时就开始了。我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怪，准确地讲，是这些人之间的怪人。我觉得，我不能对自己不明白的东西“随波逐流”，而且我感到，在这里人们都已习惯追随一个人的做事和思维，这个人就是总书记。在这个所谓集体的党的领导机构里，人们好像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说，即使发表，也只是就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谈些和会议主席意见不一致的看法。这被称为是政治局的一致性。而我呢，就从不把心里的东西用纸包起来，而且，自从开始在政治局工作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没想过要改变自己。这一点触犯了他们，引起众怒，使我和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以及其他的政治局成员都发生过冲突。有些人在内心支持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情我，但是，在表面上却看不出来。
与政治局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进行斗争，这种想法在我的心中由来已久。这些作风及方法和戈尔巴乔夫1985年倡导的有关改革的号召简直是“南辕北辙”。当然，现在的政治局已经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了。今天，政治局开会时大家一坐就是半天，并且时常是听会议主席的“独白”。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说话喜欢绕圈子，喜欢夸夸其谈，有开头，有结尾，几乎每说一句话就要作一番解释。会上似乎也有讨论的气氛，与会者好像也都在发言。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总书记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认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每一个人又都在支持这种做法，并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非常出色。可我却不愿意加入这场游戏中去。所以，我的发言总是犀利、直率。老实说，我作的那些发言并不能翻云覆雨，但它却一扫政治局会议上那种无忧无虑的气氛。慢慢地，我的想法逐渐清晰：或者将政治局来个“大换血”，换上年轻的新鲜血液，换上精力充沛、不循规蹈矩的人，并通过这个办法来加速改革的进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在不背叛自己立场的前提下，继续积极地开展工作，并大力将这方面的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或者，我退出中央政治局。
戈尔巴乔夫休假期间，由利加乔夫主持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们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利加乔夫自信、喜欢蛊惑人心地卖弄他那些已经过时的条条框框。这并没什么，可怕的就在于，你不得不坐在那里听他卖弄，另外，你还得在行动上在全国和全党贯彻执行他那一套。这实在叫人受不了。
我打定主意想，或者我来个“洗心革面”，去随波逐流，心安理得地继续留在政治局里，作个一言不发、替人伴奏、随声附和的人。如果需要发言，也仅仅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表个态。
我和利加乔夫在政治局中合不来，常常为一些问题发生争执，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社会公平和取消特权的问题。会议结束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提起笔来，就开始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这时，戈尔巴乔夫正在皮聪达休假。他接到信以后，回到了莫斯科。回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过些时候再见面。”“过些时候”是什么意思，我想了半天也弄不明白……我没有办法只好开始坐等。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也过去了，我于是认为，我已经被解除职务了。戈尔巴乔夫看来已经放弃了和我见面的想法，要将我的事情提交到中央全会上去解决，并在全会上解除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许许多多的传闻。其中之一就是，戈尔巴乔夫说我破坏了我和他之间订立的契约，还传言，我和他约好一定要在10月全会以后见上一面，可我却提前表了态等等。我再次重申，根本就不存在这回事。我提醒大家，我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只是请求他解除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表示希望我将不用再向中央全会提交这一问题。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谈过什么全会之后见面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仅在电话中告诉我“过些时候再见面”，仅此而已。这指的是两天，三天，最迟一个星期，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管如此，政治局候补委员毕竟不能每天都去辞职，每天都去求人不要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中央全会。半个月都过去了，戈尔巴乔夫始终一声不响。我因此明白了，他决定要把我的这一问题提交到中央全会上去解决。这样，我们就将不是面对面、一对一，而是可以当众和我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