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我的行动屡遭破产，这些行动却激起了莫斯科群众对我的爱戴。每当这时，我便非常清楚地感到，我们的面前横着一条多么巨大的深渊，而且要想跳出这个深渊，我们不知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要准备在改革和公开性的道路上采取新的改革措施的，正是党的这一机构和这些人，而且他们的这种权利谁也不给。在这种时候，你简直是无可奈何。
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和我的选民们见面。我从他们的身上吸取力量，并萌发出新的信念：我们将再不会，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了。我们在道德上受奴役的地位从此也将会一去不复返了。
好了，不多想了。但要是明天我落选了又怎么办？这将意味着什么？难道那个机构的力量更为强大，难道说非正义将要占上风？唉，怎么能呢！只不过，我也是一个凡人，我也有缺点，性格复杂、固执。我曾经常犯糊涂，常做错事，所以，我如当选不上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布拉科夫真的当选，他是那个机构下的赌注，他也未必会真的就俯首帖耳地顺应那些推举他的人的意志。在今天的形势下，无论是他，还是我，或者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只要他听的是人民的话，而不是那个官僚机构的话；只要他是在替人民做事，而不是只是为党的官僚机构卖命，他都可以作为人民的代表。
不过，我还是有信心，莫斯科的市民们还是会投我一票的。选举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
如果回到1987年10月，您还会那么做吗？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发言是不是您绝望的表示，或者说，您是不是希望以此来得到当时政治局成员中哪位成员的支持？①
政治局会议结束了。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张干净的纸，再次考虑了一下，将纸摊开，提笔写起来：
尊敬的戈尔巴乔夫：
我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决定给您写这封信的，我为此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自从您和政治局决定由我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我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时起，已经过去一年零九个月了。那时，我为什么同意，或者是为什么拒绝，这些理由显然都已没有任何意义。我当时仅仅明白，我将遇到很多困难，知道我还需要在自己现在不足的经验上补充许多新的东西。
不过，尽管如此，所有这些都没让我产生畏难情绪。我觉得我有您的支持，所以，我当时产生了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哪来的信心，并开始忘我地、同志式地和新的市委成员们一起展开工作，并在工作中十分注意坚持原则性和集体领导制原则。
第一阶段过去了。当然也做了不少事情，我不想在这儿一一列举。但是，我认为，主要的成绩是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精神面貌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当然，总的而言，这也是在全国这个大的形势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尽管如此，我的不满感却与日俱增，虽然说起来，这好像非常奇怪。我开始在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行动和语言中发现一些从前还没有发现的东西。从前，他们关心和支持我们莫斯科的事情以及我的工作，可现在这已经被一种冷漠所取代，特别是个别政治局成员更是这样。
我这个人总是憋不住要说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在我的看法和别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也是这样。这样做的后果是，出现了越来越多我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假如准确地讲，像我自己那样的风格、直率的性格和阅历在政治局中已经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了。
因此，我不能不和您谈谈几个相当有原则性的问题。
我要谈的一些问题，包括干部问题，我曾经给您说过，也给您写过信。我现在说的是补充意见。
有关利加乔夫工作的风格问题。我，包括别人也认为，他的工作风格对工作已经很不适合，在当前的条件下尤其如此。我并不想在此贬低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利加乔夫的风格变成了中央书记处的风格，并且有些地方党委会的书记也不分情况就照搬照抄这一风格。主要的是，我们全党成了这一风格的受害者。如果将这一切当众戳穿，党将会遭受损失。就党的利益而言，只有您本人才能作些改变。
在社会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党组织落在了后面，在这方面事实上没有进行什么改革（大的政策除外）。所有一切便由此而发生。结果是，当我们看到改革在党的基层组织中遇到阻力时，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不解。
我们的设想和提出的主张是革命性的。但是在实践中，在党内，却还是采用从前那种地区狭隘主义、谨小慎微、官僚主义姿态以及表面上看来气势宏伟的姿态。革命性的主张和远离政治态度的党的行动之间产生差距的根源就在于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