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堆积如山（你想一下，天天在那儿盘算着收多少西红柿、茶叶，有多少车厢，这能有什么结果呢？）、会议没完没了，都是些小问题，总是在吹毛求疵，为整材料到处挑毛病。只顾自己的声望。至于说下面的批评，那就更是谈不上了。许多人都明白这一点，然而却不敢说出来。这种状况真令人担忧。我觉得，对于党而言，这是最危险的。总的而言，利加乔夫缺乏一整套工作方法和工作艺术。他一直拿他在托木斯克州工作的经验来搪塞。这已经不合适了。
他在苏共中央6月全会之后和9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我发动的攻击，我只能说，是一种精心调制的毒济。莫斯科市执委会作出的有关游行示威的决定属于莫斯科市本身能够决定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正确的。我不明白为此而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有什么作用，并请您挽救已经形成的局面。可以看出，利加乔夫不是在协调党的机制，而是在让这一机制变得更为混乱。我不想说他对我们莫斯科的态度，两年之内，他甚至连一次也没有过问过拥有115万党员的莫斯科市党组织的事情，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莫斯科市党的基层党委会失去了自主权，但与此同时集体农庄和企业却有这种自主权。
我一贯赞成要严格要求、对错误要认真追究的做法。但是，我却不赞成营造一种令人感到畏惧的气氛。党中央和基层党委之间缺乏始终一贯的原则性立场和党内同志式的气氛。而只有在这种同志式的气氛中才能产生出创造性精神、信念及进行忘我的工作。我认为，产生所谓党内“阻碍机制”的原因就在于这里。应该大力裁减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裁减50%)，并且坚决地改革党的机构。虽然在这方面我们积累的经验还不多，但莫斯科基层党委员会的工作早已是证明了这样做是有益的。
中央政治局成员中某些人的态度让我感到压抑。这些人头脑机灵、很快会“见风使舵”。但难道可以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们吗？这些人好用，请恕我冒昧直言，他们对于您来说也是很好用的。我觉得，有一种人，即便对什么问题有意见也总是喜欢缄默不语，因为，有人已经开始利用“赞同”来做政治游戏了。
我是一个不好用的人，我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对于我而言，最好是现在就承认错误，不然，在今天的干部状况下，与我有关的问题将会增加，并将妨碍您的工作。而我从内心来说是极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
之所以不愿意，还因为争取稳定的斗争带来了停滞，出现了这种，确切地说，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您也确实进行了努力，但出现这种问题是不能允许的。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几个原因和动机。这并不是什么软弱和胆怯的表示。
我请求解除我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我请您将此视为是我正式的辞职申请。我想，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向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这一问题了。
顺致敬意！
鲍·叶利钦
1987年9月12日
我把信装入信封，最后考虑了一会，是否有必要把这封信发出，也许最好是再等一等？……随后，我毅然打消了所有这些补救的念头。我唤来助手，把信交给他。我非常明白，莫斯科和戈尔巴乔夫的休养地皮聪达别墅之间保持着畅通无阻的通讯联系。几小时以后，戈尔巴乔夫就会看到这封信的。
他收到信以后又会怎么办呢？……是将我叫去？还是打个电话，让我别太激动，继续像从前那样工作？或许，我这封信会帮助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党最高层内的情况已经糟糕透顶，应该迅速采取措施，使政治局的情况恢复健康和生机？……
我收回紊乱的思虑。桥已烧毁，我已无路可退。我还像平常那样，从大清早工作到深夜，连我自己内心都认为，我非常激动，心里不太好受。可我外表却装出一副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任何人，包括我的家人，都没能发现我的反常现象。
这场戏就这样开场了。戏的结局是满城街谈巷议，并在1987年10月召开了党中央10月全会。这次全会在我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不平常的，大概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后来，经常有人问我，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原因，有什么具体的动机。我总是毫不踌躇地回答道：“没有。”也确实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似乎是逐渐慢慢演变而成的，谁都感觉不到。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我在这次会上就这个报告提出近20条意见。总书记听后火冒三丈。我记得，我当时也感到非常气愤。怎么能够用这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对待批评呢？我感到非常震惊。但不管怎样，这次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