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时，曾期望在里面找到问题的答案，即他是如何设想我们前进的道路的。但不知何故我没能从中产生有理论价值的印象。不清楚他是怎么看待我们这座大厦的改造，打算用什么材料并根据什么图纸对它进行改造。戈尔巴乔夫最主要的不幸是他不能、也不善于在这方面以精深理论为基础进行总体战略设计，并采取深思熟虑的步骤。有的都是一些口号。奇怪的是，从1985年4月开始提出进行改革到如今已经过去4个多年头了，为什么这整个一段时期、整整4年时间老是被视为开端啦、初级阶段啦、或第一步骤啦等等什么的。
实际上这段时间是够长的了。在美国，这正好是一个总统任期。4年之内总统必须尽力实现其诺言。如果国家没能向前推进，人们就不会再选举他当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积极有益的变化，因此他又延长了一个任期。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不会像我们的报刊所描绘的那样，虽然他也有自己的弱点。执政8年，他没有治愈一切，但却有了巨大的改善，这尤其表现在经济稳定发展方面。
可我们的情况呢，4年期间已经恶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我们今天害怕明天的到来。尤其是经济状况极其糟糕。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不幸还在于他不敢采取坚决而极端的措施。他的不幸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
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着急。自从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来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我就献身于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我出席政治局所有的会议，有时也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政治局会议每周四上午11点开始，结束的时间很不固定。有时下午4点、5点，也有时晚上7点、8点。
当然在这方面这些会议不同于以前勃列日涅夫所主持的会议。那时开会非常简单，就是准备决议草案，时间不长，只需15～20分钟，所有问题便得到解决。然后问一下：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立刻散会。对勃列日涅夫而言，那个时候，他最大的嗜好是打猎。并且他毕生乐于此道。
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通常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政治局委员先在一个房间内集中，而候补委员（即二等人物）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即三等人物）则排成一列在会议厅中等候总书记的出现。当戈尔巴乔夫出现时，政治局其他委员便按级别高低跟随其后。顺序通常是戈尔巴乔夫、葛罗米柯、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其他人则按姓氏字母排列顺序。他们就像冰球运动员一样从我们这一排人面前走过。大家都相互握手致意，偶尔也问候几句，但大多是默不出声。此后大家分别在会议桌两边入座。每个人的座位都是固定的。会议主持人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桌的上首入座。
有意思的是，会间休息吃午饭也是分等级的。这使我想起了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工作时的情况，那时我曾特意利用在一起吃午饭的机会和大家就所有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州委书记、执行委员（有时也邀请各司局负责人参与）在午饭这30～40分钟内曾顺利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而在这里，上层，可以说在党的奥林普山（最高层），党内尔虞我诈的习气是极为浓厚的。
接着，政治局会议宣布开始。戈尔巴乔夫差不多总是不问是否有人对会议的议程有意见。会议开始后他一般先和与会者分享他在各处的见闻，包括在莫斯科的见闻。在我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工作的第一年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不过从第二年起，开会时戈尔巴乔夫就经常用这样的问题开头莫斯科的事为什么要那样干呢，这不好嘛等等诸如此类。他这样做，可以说让我的内在情绪特别容易激动。
再接下来就是开始讨论某个问题。譬如干部问题，审批几个新的部长，戈尔巴乔夫有时在审批前和他们做些交谈，有时则根本不谈便将未来的部长召到政治局。在会上，这位部长候选人走到讲坛前，大家照例向他提几个问题，大多是些没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与其说大家想了解这位新部长对事物所持的看法和观点，倒不如说大家仅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罢了。对每个候选人的审核时间大体上持续5～7分钟。
讨论任何问题都是先从熟悉政治局会议议事日程的材料开始。但依我本人之见，这些材料给得太晚了。不错，有时候能有一周时间看这些材料，但经常的却只有一两天时间。因此要想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原则性问题研究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和一些专家进行商量，与那些熟知这些问题的人进行讨论。但时间给得太少了，不知是有意这样安排做的，还是因为组织得不佳。中央书记处的问题也经常是那样火急火燎的，讨论起来匆匆忙忙，而且还常常不在行。当利加乔夫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时候，他最喜欢这样糊里糊涂地讨论问题。从法律上而言利加乔夫并非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实际上谁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谁就会被视为第二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