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处会议在每周二举行。党的这两个管理机关的分工完全是象征性的。当然，中央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一般不是那么太重要。假如是重大问题，则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就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讨论。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民主，但依旧是机关式的讨论。机关先准备草案，然后就不管这些草案是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符不符合真实情况，一下子就予以通过。有些问题也邀请一些负责人一起参与讨论，通常是那些起草文件的人，但草案则是由机关准备的。因此这是个和外界隔绝的小圈子。自然，我对这些事是很清楚的，因为我差不多当了半年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部长，也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机关的所有内部工作情形。
戈尔巴乔夫时常先说一段开场白，这段开场白总是很冗长。有时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还引用专门为他准备的某些信件。他读完一封，又读第二封。这整个的序曲，一般总会为讨论由机关起草的草案和决议定下了基调。因此结果就是：机关实际控制着一切。政治局成员参与讨论这些问题往往纯粹是走形式。近一时期，雷日科夫试图打破这一形式，将需要审理的问题先拿到部长会议上讨论或者预先和一些专家进行商讨。
总书记说完开场白以后，就按顺序从左到右，请与会者花个3～5分钟谈谈意见，其实这常常是为了表扬：“不错、不错，很好，这会影响、提高、扩大和深化改革、民主、加速、公开性、抉择、多元论。”——大家早已习惯说这些新词，而且也十分乐意重复。
最初，我们这些会议的空洞无物并非很明显，但越到后来就越严重。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常常毫无意义。但戈尔巴乔夫依然欣赏自己的言行——他喜欢并且也善于对周围的人侃侃而谈。很明白，他被自己的这种嗜好给迷住了。他没有对现实的感觉。他生活在错觉之中，认为改革确实在广泛和深入地发展，改革会很快引起祖国大地上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人，哪怕只有一次对这一切表示自己最尖锐的反对意见。但我却做过。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主要是听取别人发言。然后，我有机会研究提交政治局讨论的草案，我就站起来发言，起初说的很平静，但越说嗓门越大，到后来发现到问题快要被错误地解决时，我便表示最坚决的反对。我主要是与利加乔夫和索罗缅采夫争论。对我们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大多持中立态度。当然，如果批评涉及到他自己曾参与过的工作，不用说，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再不偏不倚了。他一定会给予回击。
我很想简单谈谈有关政治局我的一些同事的情形，我曾与他们一起工作过。
也许从葛罗米柯开始谈起比较好。他当时为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葛罗米柯是个很奇怪的角色：他似乎存在，也做着一些工作，会见某个人物，发表一些讲话，但事实上似乎谁也不需要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按礼仪，他应主持国际性的会晤，接见外宾。然而实际上都是戈尔巴乔夫在主持会谈，至多也不过是由他们俩人一起主持。他成为被现实政治生活排除在外的人。或许，到死他也没明白自己的这种徒有其名的境况。葛罗米柯似乎是从遥远、又不太遥远的过去被带到现实中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不是很清楚周围所发生的事和所谈论的问题。每次政治局会议，他都发表讲话，内容差不多涉及所有问题。他讲话时间往往很长。当讨论国际问题时，他会立即认为此时应当详细地回忆那些逝去的岁月，如当年的情形怎样，他何时在美国工作，后来又怎么当了外交部长，当时是怎样与某人会晤的，而且如何之重要，以及联合国大会的情形等等，等等。有时这种老头式的唠唠叨叨能持续半个小时。这虽无恶意，但一点也不合时宜，也无任何意义。从戈尔巴乔夫的表情上可以发现，他是在勉勉强强地控制着自己的不耐烦情绪。
这位当年十分活跃的人物在他生命的后期，一直生活在他自己所营造的孤立世界之中。他时常在政治局会议上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同志们，你们清楚不清楚，那个城市没有肉卖啦！”他的这类话常让会场上的人哑然失笑——早就到处没有肉卖了。对此，所有与会者都了如指掌。葛罗米柯有个自由灵活的工作时间表。上午10点或11点上班，下午6点回家，星期六休息。简言之，他尽量不给自己多添麻烦，别人也不这样要求他。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认认真真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点也不多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