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谎言。不错，他确实来找过我，也的确在接待室里等了一会时间。但他到我这儿来，事先没有打招呼，而且恰巧那时我正与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主任、专家们在开会。当秘书告知接待室里一个叫吉洪米罗夫的在等我时，我马上请求休会。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来找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经事。那时我还产生过一个疑问，难道他是顺便来看看我的吗？……当他在全会上跳出来发言时，一切都明白了。
在他发言以后，我马上予以反驳，说这是诽谤。在这种情形下，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妥善地解决此事，不必去在意对我本人的这一挑衅性攻击，因为它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已深信此事，确切地说，这些全是事先谋划好的。那个调查委员会也正是他建议成立的。
关于此事的报道终于激怒了人们。那些天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信件和电报，内容都是抗议中央成立调查委员会。这次全会的决议，说实话，实际上让我的选票又增加了几个百分点。
请说一说，我们党的领导人是不是知道，现在国内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洗澡？等等，领导人对这些操不操心，难道他们是按别的方式生活？
实行公开性之际，好像一切问题都告诉我们了，甚至‘流放时期’政治当局的秘闻。但对今天当权者的生活情况却为何缄默不语呢？
为什么人民对自己领袖们的收入状况、生活标准一无所知？难道这是秘密吗？
请您告诉我们，您在“上级分封的天堂”那里自我感觉如何？那儿确实早已实行了共产主义吗？①
1985年3月在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以后，社会上便出现各种各样的谣言。其中有一谣言称，由有4名推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委员决定国家的命运。利加乔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直截了当谈到这个谣言，我想，这不啻让戈尔巴乔夫本人以及所有那次参加选举总书记的人受到极大的侮辱。不用说，当时是有斗争的。特别是，我已经说过，后来人们发现了格里申起草的政治局成员名单。格里申想当党的首脑，按他的意思，这份名单里当然没有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其他人。
但无论怎么说，这一次是中央全会决定了总书记的命运。事实上那次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包括富有经验、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书记们，都认为格里申的方案行不通，因为如果他当选，那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末日就会很快来临。用不了多长时间想必他就会窒息全国的各级党组织，就像他窒息莫斯科市的党组织一样。这是不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出现的。而且人们还不能忘记他本人的品质：自满、自信、自命不凡和强烈的权力欲。
第一书记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只能从政治局成员中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职务，因为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并且年龄最合适。因此大家决定把赌注下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我们拜会了几个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我们的观点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他也和我们一样惧怕格里申当选。当看到这是大多数人的愿望以后，我们决定，如果推荐别的候选人，譬如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其他什么人，我们就一起反对，否决他。
政治局内，显然也进行过磋商。全体与会者都知道我们坚定的决心。葛罗米柯也很支持我们的观点。他在全会上提议推选戈尔巴乔夫。格里申和他周围的人没敢冒险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很明白，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确切地说，根本没有。于是，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资格就这样极为顺利地通过了。这是3月份的事。
1985年4月23日著名的党中央委员会4月全会召开了。会上戈尔巴乔夫宣读了自己未来方针——也就是实行改革方针的基本内容。
人们信任戈尔巴乔夫——他的政策、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并接受了其新思维下的国际政策。所有人都明了，不能再像多少年来那样生活和工作了。不然对国家而言便等于自杀。这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尽管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归根结底将不可避免地会转为反对国家机构，倘若这个机构没有能力将人民的主动精神掌握在自己认可的轨道上的话。这样一来，这个机构就会开始抗拒改革，阻挠改革，与改革斗争，改革就将原地打转。而且，很遗憾，改革的构想也不是深思熟虑的。在很大程度上，改革看上去只是像一组新的响亮的标语和口号。虽然事实上这些标语和口号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康德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改革”、“公开性”、“加速”，这些词汇在一百多年之前就已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