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的人不见减少，但卖酒的全部收入国库却分文无收，全落进了那些私酿酒犯的腰包。中毒人数、包括中毒致死的人数猛增。总的而言，情况更加严重了。但就在这种时候，利加乔夫还在那儿精神抖擞地大谈他反酗酒的成就。那时，他是党内的第二把手，对所有的人都颐指气使。要想在什么问题上说服他，是一件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他的固执和浅浮简直让我忍无可忍，但是我却找不到一个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的身上，希望他能明白不求彻底的政策和踏步不前的做法是多么的荒诞。我觉得以他的实用主义和天生的直觉他完全可以清楚，对官僚们发起进攻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既要迁就那些死背教条的官僚，又要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是办不到的：无论如何，一个人毕竟不能同时脚踩两只船。
我请求戈尔巴乔夫抽时间与我认真谈谈。我们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2小时20分钟。不久以前，在整理文件时，我发现了我们这次谈话的简要记录。记得当初我从他那儿回来时心情非常激动。我记忆犹新，不一会儿就把谈话回忆出来并记录下来了。
不过，对我而言，最后一遍，拿剧场的话说，第三遍铃事实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拉响的。那时，会上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草案。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事先都拿到了稿子，是3天前发下来让我们仔细研究用的。会上讨论依次进行，时间很短。几乎每人都认为应在会上说几句话。总的而言，大家对报告的评价是肯定的，虽然也提了几点意见，但都没有涉及原则的问题。但当轮到我发言时，我相当果断地提了大约20条意见，而且每一点都是十分有分量的，关系到党及其机构，涉及对过去的评价以及有关国家未来发展的构想问题，还有其他问题等。
但是，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忍耐不住，打断会议，气冲冲地疾步蹿出了会场。此时，政治局全体成员和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都呆坐在那儿，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这样，大家僵持了大约30分钟。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回来了，并开始发表对我的意见，不过，这些看法不是针对我提建议的实质，而是针对我人本身。他将他心中近来积蓄的对我全部的看法都一股脑倒了出来，而且采取的方式带有极端的批评性质，几乎是歇斯底里。我真想离开会议室，离这些几近污辱性的意见远远的，可我强压住了这个念头。
戈尔巴乔夫还说，莫斯科被弄得一团糟，说什么所有人都围着我一个人转、我的性格特点如何不好、总是爱批评别人，并总爱在政治局发表些类似的批评意见。最后，戈尔巴乔夫说：“叶利钦同志明知我在这个报告上下了很多功夫，可他还是要对我的报告如此大动干戈。”他一口气说了很长时间，我想大约有40分钟。
毫无疑问，这时，戈尔巴乔夫心里一定在恨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虽然事先也知道他会对我的话做出某种反应，但却没有料到，这种反应将会是这种方式，就和集市上大吵大嚷似的，也不问我说的话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不过，顺便在此说一句，后来，报告还是做了许多修改，其中也采纳了我的几点意见，当然不是全部的意见。
其余的人都静悄悄地坐着，连声都不敢吭一声，巴不得谁都没有发现他们才好。谁也没替我辩护，但谁也没责怪我。气氛真让人难受。戈尔巴乔夫讲完以后，我还是站了起来并说道：“刚才提到的一些意见，我自然还要再想想，看它们是否符合实际。如果意见是对的，我会在工作中加以注意。但是，应该说，其中对我提的大部分责备性意见，我都不会接受。再说一句，我不能接受！因为它们带有个人的偏见意思，并且表达方式也无法令人忍受。”
讨论到此结束。散会时大家一个个满脸的沮丧，我更是这样。可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是最后决赛的开始。在那时，我和戈尔巴乔夫一周至少能见上两次面，一次是我们都参加的每周四的政治局例会上；另一次是在一个什么别的活动或者会议上。但从这次政治局会议以后，他根本就不将我放在眼里。甚至他连手都懒得伸给我，遇到时只是无言地点下头，不进行任何的交谈。
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搞掉我这个包袱。因为，在他那顺从的队伍里我显然是个“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