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部门的情况令人十分吃惊。它准确无误地反映出社会道德的双重标准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反映出恬不知耻的虚伪行为的全部实质。在大大小小的讲坛上，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不厌其烦地宣扬资本主义的腐朽、西方社会可怕的弊病、“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可怕。但与此同时，这些发布指令的首长们却采用一切办法，将自己的“宝贝们”塞进培养将来能出国的外交官和专家的学院。对这些人而言只要能让他们去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几个月到1年的时间，使他们有机会在那里亲自腐朽腐朽，那么，他们因此不惜编造任何的谎言、炮制任何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神话，描述西方世界是怎样奄奄一息，并怎么在作最后的挣扎……要明白，在那个社会里，干一天就可以买到一台磁带录音机，再回国卖给信托商店，一夜之间你就可赚取大笔的钱财。
情形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多少年来属批评禁区的部门施行大的手术治疗。整治外交部显得容易一些：上任了一个新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他很快就把那些在国家这个主要外交机构里滥竽充数的专家们赶出了外交部，但国际关系学院和外贸部里所进行的“肃毒”工作却进展缓慢，但还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撤换了党委和行政领导人。这样，局势终于慢慢地扭转过来。
我每天的工作非常紧张，没有一点闲日暇：从早7点到夜里12点，有时甚至到夜里1、2点。每星期六也安排得满满的。但是，星期天我一定要用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去看交易所，或者用来写发言稿和报告、写回信等等。
有人说，一天工作12个小时的领导不是个好领导，因为他不会恰当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这些话是不负责的。其实，我自然也可以比如说在晚上8点开完常委会会议后就直接回家、回到我的孩子们的身边。而且人们对这种工作方法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如果下班后到商店看看，和工人谈谈，亲眼看看夜班工人工作如何，直到夜里12点才回家——这样的工作方法难道就能说是不好的吗？不，那样说法只是懒人在替自己寻找借口。在那个时期，对我而言就根本不存在“业余时间”的概念。
记得，有时夜里我赶回家后，警卫给打开“吉尔”的车门，我却连从汽车里爬出来的劲儿都没有了。只能在汽车里再坐上5—10分钟，养养精神。妻子这时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盯着我，心里很不好受。但我连手也挥不动了，到这时，你才真正体会到“精疲力竭”的滋味。
我当然不会要求别人也像我这样去做，但如果说不会安排自己的工作此类的话，我听后是没办法忍受的。
国内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迹象，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开始焕然一新。但是，我还是感觉到，我们开始碰壁了。在这里，只用“改革更新”这类华丽、新颖的词藻来进行搪塞已经是行不通了，需要具体的行动，需要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但戈尔巴乔夫却不想迈出这样的步伐，而且，更有甚者，他没有勇气去碰党的官僚机器这个在我国最神圣的东西。我在与莫斯科人会见时，显然说的要大胆得多。当然有人向他报告了这些情况，致使我们的关系冷淡起来。
我在政治局里逐渐地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不只是针对我本人，而且我所做的事情也碰到刁难。我感觉到某种程度的隔阂。尤其是在我与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就优惠和特权问题经过几次激烈的交锋之后，这种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当他要求关闭莫斯科的所有酒厂，禁止出售所有酒精类产品，甚至包括出售干葡萄酒和啤酒时，我们之间在反酗酒运动问题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总之，他发起的整个反酗酒运动简直荒唐透顶、极度无知。不管是这件事情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是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后果，他事先都没有仔细加以考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蛮干，而情况却每况愈下，越来越糟。我曾经三番五次地给戈尔巴乔夫谈过这个问题，而他不知为什么却采取了静观的立场。我认为，对酗酒这个几世纪以来形成的恶习进行骑士式的突然袭击，其效果不可能很好，这一点显而易见。而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却让我遭到了更为残酷的攻击。索罗缅采夫也和利加乔夫一起挖空心思地联合起来整我。他们拿一些加盟共和国在禁酒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来教训我，说什么乌克兰共和国的酒类销售量减少了46%。我说：“你们先别着急，等着瞧，过几个月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果然，许多地方很快相继开始大规模地私自酿酒，吸毒者人数也一下子剧增。人们一见像酒的东西抱着就闻，拿着就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