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已经谈过，莫斯科因为人口过多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想只是根据统计数字来了解情况，而想亲眼看看莫斯科的交通到底是怎样紧张到极点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不仅要坐坐地铁、公共汽车，看看交通高峰时情况怎么样，而且我还想亲身经历一下，想知道莫斯科人是怎样艰难地去上班的。
我知道，赫鲁尼切夫工厂的许多工人住在首都的一个新区——斯特罗金诺。在清晨，6点钟，我就来到宿舍区，和睡眼惺忪的工人们一起坐上公共汽车，然后再转乘地铁。一路上，疲乏、紧张、像钟一样被上满发条的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数落了不少那些挖国家墙脚的官老爷们……然后我们又继续换乘公共汽车，在7点15分，也就是在开工时间我来到了工厂的大门前。这还只是一个例子，这种事我还经历过好多次。
政治局对我这种旅行所作的反应是奇特的。表面上自然谁都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在心里却憋着一肚子火，我也感觉到了这股火的余温。后来当终于捞着批判我的机会时，这些人心底积存的所有怨恨都一股脑发泄了出来，说我坐地铁和乘汽车纯粹是招摇过市，沽名钓誉。
这些人真是卑鄙无耻。我之所以这样做，最主要的，是想亲自去搞明白首都的交通情况到底如何，以便采取措施，想办法哪怕是减轻一点点人们在交通高峰时所承受的痛苦。正是在经过这样一番旅行之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改进的办法。比如，我们制定了更加灵活的莫斯科企业上下班时间表，开辟了新的线路。此外，我们还制定了一些其它措施。
既然有人说我沽名钓誉，那我在这里就讲几句有关“誉”的问题。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任何人，除我之外，都不起去赢得名誉。既然做起来那么的简单，为什么自己不亲自去来一趟呢？似乎连那些早已不知荣誉为何物的人都已经完全丧失了去赢取名誉的愿望。真是这样吗？不，那只不过是因为坐“吉尔”汽车要比坐公共汽车胜过百倍。谁也踩不着你的脚、推不着你的背、也挤不着你的腰。开起来像一股风似的，中间也不用停，所有路口都给你亮着绿灯。当你的车驰过路警时，站岗的还要对你敬礼，这有多么的悠哉悠哉……。
总之，我坐公共汽车这件事情竟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工作时，像这种事情是非常正常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对州委第一书记坐有轨电车，普通人们甚至都不太注意，认为，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可在这里，莫斯科，这件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竟招惹出这么多的流言蜚语。
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我作出了几个有关莫斯科发展的原则性决定。例如，政治局批准了我们拟定的关于首都的发展规划，其中包括停止按定额进行招工的重要决定。以前实行的定额招工方法让莫斯科受尽了苦难，它使一些企业的领导人利用这种招工办法驱使那些定额工干那些专业性最差的工作。这种可恶的定额方法妨碍了企业实现现代化，因为不管招收多少外市工人，也总要比完善生产容易得多。这些定额临时工实际上是20世纪发达社会主义的奴隶，他们简直没有任何权力，一门心思只想得到莫斯科的临时户口、宿舍，接着得到莫斯科的永久户口。这些人只能在企业这棵树上吊死。这样，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让他们无视法律，以这些定额工人为所欲为。而这些受委屈的工人也不敢抱怨，不敢揭发，更不敢上告。不然，稍有疏忽怠慢，就会失去临时户口，就会落个被撵走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怀着这种满腔的悲愤与屈辱，无处诉苦，只能借酒浇愁。在这些定额工所住的宿舍区里，各种犯罪现象泛滥成灾，是治安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不过，在我被撤职几个月以后，定额招工办法在一些组织里又死灰复燃了。
在这个时期还通过另外一个重要决定，即决定将首都的那些工厂企业迁移出莫斯科，这指的是那些污染首都环境、生产出的产品需要运出莫斯科的工厂企业。我们还制定了改善市中心的规划，决定将众多的办公室迁走，只在市中心设立商店、剧场、博物馆、小吃店、饭店等等。
我们还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对外贸易部、外交部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扫”活动。当我们看到检查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家机关委员会的材料时，我们不仅感到十分震惊：这儿的裙带关系那么突出，尔虞我诈的现象又是那么的令人不寒而栗，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