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基辅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悲惨事件让我感到非常沉重。他从7楼跳楼自杀了。这位书记在区委工作还不到半年就被调到有色冶金部当干部局副局长，那里的气氛看来还算正常。但是，怎么会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呢？有人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跳楼了。后来，有人企图诬陷我，想利用这个悲剧事件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说什么，“这个人正是因为我撤了他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才跳楼自杀的”。甚至还为此编造了一个传说，说他是从常委会参加会议回来后跳楼自杀的。这真是无稽之谈。但更使我奇怪的是，有人甚至把他人的死当作“王牌”来打。
我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这段生活充满了波澜。其中，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我会永久地记在我的心中。我指的是和“纪念”协会有关的一件事。
有一天，内务局领导打来电话，用惊慌失措的声音对我说，莫斯科市中心汇集了一批“纪念”协会的人。他们打着标语，提出了一些要求。这是莫斯科第一个没有经过批准的群众集会。在十月革命50周年广场上聚集了300～400人，或许可能是500人。他们在那里集会了很长时间，打出的标语算得上是循规蹈矩的，都是些有关改革、俄罗斯、自由、反官僚腐败等内容的标语。其中有一个标语：“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你们出来。”赛金到集会广场去了几次，但集会者还是没有散开。几小时之后，赶来参加集会的人越来越多，看来需要采取某种措施。
我国宪法给了人们很多自由，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1年仅仅允许搞两次游行，那就是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我们有久经考验、万无一失的办法来对付那些非法组织的游行。把警察叫来，将游行的人团团围住，命令这些人解散，不然就会强行驱散他们，反剪双手，逮捕起来，最终，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可我决定另辟蹊径。我对内务部官员说：“我去见他们。”此后，说得轻一点，对我不友好的人就以我与“纪念”协会有关系作为一条罪状。对这些人而言，如果游行者头上挨几下棒子，他们的心里好像才舒服。
我让赛金转告这些人的头头（记得那时“纪念”协会的头头是瓦西里耶夫），说我同意和他们见面，并提出了3个见面地点：苏维埃大楼、市党委大楼或者政治宣传大楼。集会者选择了苏维埃大楼并走了过去。大楼的礼堂里大约可容纳1000人。等大家坐定以后，我建议他们先发言，这样可以搞明白他们到底有些什么要求。有几个人站出来讲话。其中的一些思想和看法是十分健康的。比如：必须爱护俄语、有关俄罗斯历史被歪曲的问题、必须爱护文物等等。其中也有一些偏激的语言。最后，我发表了讲话。我说：“如果你们真的为改革的命运担忧，而不是受着什么个人野心支使的话，那你们自己就可以消除你们队伍里的极端主义。如果你们想在宪法范围之内行动，那就请你们制定一个自己的纲领和章程，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然后你们就可以活动了。”所谓的我和“纪念”协会有友好关系的传说不过仅此而已。我讲到的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章程等这类枯燥的东西他们不十分感兴趣。后来，该协会健康的分子脱离了这个组织。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这个协会打过交道。
当时我们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国家领导人不仅信任我，而且还给我帮助，了解莫斯科的重要作用，明白应该让首都一切都井然有序。那时，莫斯科内务局的局长、市克格勃的主席以及许多管理总局的局长都被撤换了。
我要求市内务局和克格勃的领导定期对我汇报市里的情况和发生的所有特殊事件。同时我极力动员广大社会界、党的机构和各级苏维埃及工业企业来帮助司法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当时，我们具体是这样做的，形象地讲，让首都所有司法机关的人员都进入“临战状态”；挨区搜查院落、地下室、仓房、无人居住的空房，这些突击检查的效果很好。我们消除了一些制造紧张混乱的策源地、捣毁了罪犯们的老巢、拔掉了酗酒者、寄生虫、吸毒者等聚会的据点。另外，警察局还出乎意料地抓住了几个在全国通缉的罪犯。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击检查并不是装样子，不是搞一阵风，而是经常进行。我们故意将检查的时间、周期变来变去，使得那些害怕和警察局打交道的人找不着规律，因此不能在这些清扫城市“垃圾”的斗争中随机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