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工厂的食堂里。有人问：“为什么没有胡萝卜？”回答说：“没进货。”我开始和厂长一起检查此情况是否属实，结果是来过货，但当天又不知运往什么别的地方了。这是装卸工说的，但没有有关的记录。掩盖得天衣无缝。
在食品店经理的办公室内放着几包精致的食品。我问道：“这些包是给谁的？”回答我说，是别人预订的。我又问：“每个人都可以预订吗？”对方此时无言以对。于是我开始请经理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见状只好承认，这些按职位高低预订的东西是分发给区执委会、外交部、区党委、市各部委的。每一包都不一样，不论是重量、品种、还是质量都不一样。
我在市内各个地方对一系列精致食品的总体比例进行了了解。真奇怪，每一品种都要比公家“干耗和漏损的”多运来几千吨。
但是，谁也没有去戳破这张网。大家后来都知道我经常在各商店、商场、批发商场到处转悠，也明白了我的兴趣所在。因此，看来有人怕我。这样，这个方面的状况也就有了一些好转。
有一次，我走出商店，信步在街上走着。一位年轻的妇女追上来，对我说：“我要和您讲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和她约定好日子，让她在某天某时到市委来谈。
直到现在，只要我一想起她透露的那张行贿受贿的网络，我就不能不感到气愤。她刚被拉进这伙人中，就再也忍受不了。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感到震惊。售货员一定要故意算错顾客的账才可以，一天之内必须完成向负责人上交多少东西的指标。然后，这位负责人将其中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一部分送给商店的经理。在此以后，在领导之间自下而上地进行分配。假如去到批发基地，那儿又有一套。每个人都认识两、三个关系户。另外，批发系统也存在大规模的贿赂现象。
我尽一切努力替她保密：她非常害怕受到报复并请求保护。她后来被调到另外一个商店。最后，我们在小范围内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不仅调换那些具体有过这种行为的人，而且调换整个班组、整个商店的人员和批发基地的整个车间，换上了没有经过“污染”的年轻人。而且，仅在一年的时间内法院就追究了约800个人的刑事责任。
但这仅仅是黑手党的一部分。还没有着手抓影子经济（而影子经济已达到15%)，以及和政治相联的黑手党。有人没给我机会去抓。而给我仅仅两年的期限却已经结束了。
后来我发现，市委对这些问题也无动于衷了。
我还在政治宣传大楼和思想工作者们进行了会见，和他们进行了公开的、真诚的谈话，这种谈话对于已经习惯于格里申空洞冗长的报告的莫斯科而言，的确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我为周围有我的志同道合者而感到高兴。和这些人在一起，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困难的工作，你也会无所畏惧的。
谁也不会怀疑，未来的工作将有多么的繁重。在33个区党委第一书记中，有23个被撤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不称职才被撤换的，其中有些人甚至得到了晋升。也有些人在经过与我或者是与市委常委会以及与区党委全会进行了坦率而尖锐的谈话以后，被迫离开自己的交椅。大多数人自己也承认不能按着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而对某些人则不得不说服他们离职。总之，这一过程十分艰难，伴随着阵痛。
干部的撤换工作并非每一次都是准确无误，无可指责的。有句话叫做“换汤不换药”，的确，我们所进行的几起撤换事例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助于改变区里的工作作风和现状。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第一，我前面曾经说到，我对莫斯科的干部状况并不十分了解；第二，按名单表格选拔干部这一传统的做法弊病太多。实际上，这样选拔的不是人，而是表格，所以，我们犯了些错误。
有人后来批评我对下属区委的第一书记们做得太绝，随心所欲地撤换这些干部。我听后进行了认真的思索。结果表明，在我任职期间，有60%的区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有66％的州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所以从这方面而言我和戈尔巴乔夫同志可以开展一场争论，是谁在干部问题上做得过了头。
但是，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戈尔巴乔夫而言，除了换掉那些已经成为改革道路上“绊脚石”的人这个办法之外，我们俩人都是别无选择。这些人是停滞时期过来的，权力对他们来说，只是实现自己私利和捞取名利的工具罢了。这些人是区一级的伯爵。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继续留职吗？但是，看来似乎还是应当将这些人继续留任，不然，为什么我更新干部的政策后来竟会受到这样强烈的抨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