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莫斯科电视台编辑部的同志会见了几次。这也是一个新成立的编辑部，总编也是新任命的。自该编辑部成立后，一些有趣的节目，而主要是首都自己的节目就和观众见了面：如《莫斯科和莫斯科人》、《莫斯科，晚上好》等，其他的节目也是如此。这样，莫斯科电视台又露出了生机。
很自然，莫斯科新闻界和电台很快就受到激烈的批评。前面我已说到，波尔多拉宁曾不止一次被叫到中央。一次他甚至被一位高级领导人叫住，谈了几个小时。这种做法十分可恶。我想方设法来保护他。有些人却总是喋喋不休地向戈尔巴乔夫告状，因此，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我说：“你瞧瞧，你的这个波尔多拉宁都做了些什么……”我针锋相对：“我们的这位波尔多拉宁总编干得很不错，在他的领导下，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最好您还是管管您的阿法纳西耶夫吧”。那时《真理报》的订阅量已经下降，即使这还是强迫党员们订阅的党的机关报。
很清楚，在我被撤职之后，波尔多拉宁也站不住脚了。的确，他也很快就被撤职了。
这都是后话。而那时，我们还在继续为莫斯科而战。
那时，莫斯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干部状况、社会领域，1972年莫斯科市总体发展规划中确定的差不多所有指标都没能完成。因为按定额在全国招工，首都招来大约有70万人，这样，1986年莫斯科市居民超出计划110万。假如再加上过往游客，旅店房客（夏季达300万人，冬季有200万人，城市的社会部门对这些人不予统计），那就构成了一个极为悲惨的画面：购物排队、满地垃圾、地铁和公共汽车上拥挤不堪。我们大家都是这一切现象的见证人。莫斯科各方面的承受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文化方面的情况也是同样糟糕。比如说，每1000人所拥有的剧场座位数甚至比1917年时的还少。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最初是尽力帮助的。因为，戈尔巴乔夫时常鼓励他们这样做，在我上任的第一年内尤其如此。正是在这个时期我萌发了创办交易所的念头，但设想这种交易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长期的，这样，莫斯科居民及首都的客人都会感到高兴。决定后，我们在市里每一个区的空旷广场上建起了小房屋和一个个摊位，直接与一些城市及共和国签订了蔬菜、水果的供货合同。于是，交易所就这样办起来了。虽没在所有地方都取得成功，但许多区的这种交易所都变成了许多人家真正开心的节日。而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莫斯科的节日是显然不够的。从此以后，交易所便得以生存下来，莫斯科人已经对这些交易所习惯了。我认为，他们已经把它们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如果缺少了这些，今天城市的生活就已经无法想像。
在莫斯科工作时，我将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工作时形成的习惯做法都保留了下来。比如，与市民们见面。最初一次见面是与首都的宣传工作者。当时，在政治宣传大楼的礼堂里大约聚集了2000人。我先做完报告，然后我对大家说，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哪怕是最令人不快的问题。幸好，这样的问题并不多，但也有。如，有人说：“叶利钦，你现在在抓莫斯科市黑手党，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赫鲁晓夫也管过这事，想收拾他们。但最后结局如何大家都明白。如果你还继续这样执迷不悟，过不了两年你就会滚下台去的。”有趣的是，这个预言后来果然实现了：刚好过了两年我就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是，我想，黑手党与此无关，只不过是正好碰巧罢了。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谈谈这件事情。
我接到许多揭发贸易部门、警察局贪污受贿的信件。也对这些人进行了侦察，但没有结果：或者是做不到，或者是根本不想。内务部机构、市克格勃、经贸部门和社会饮食业新上任的领导也都投入了这项工作。撤换了一些领导，然后一切依然故我。
但发现的事实却越来越多，人们看到这些事实，并常常写信检举，但大多是匿名信。现在，我给大家讲讲我自己碰到的几件事。肉类联合体接连发生了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出卖病死的牲畜、贿赂、偷窃，而区委第一书记却在庇护，结果市委常委会不得不对此进行讨论。
我得到一个消息：商店运来了一批小牛肉。我因此去排队。开始几个月人们还不太认识我。等排到我时，我对售货员说：“给我来一公斤小牛肉。”售货员答道：“牛肉有，但没有小牛肉。”“不对，将你们经理请来”。有人开始明白惹事了。我坚决要求让他们带我去看小仓库，因为小牛肉就放在那儿的一间屋内，并正准备从“后门”卸走。一片嘈杂声、叫喊声——最后撤去了经理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