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打算指控他曾使用各种各样的欺骗手段，但司法机关没能找到任何对他不利的材料。我听说，这些材料可能被毁掉了。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甚至把他入党的材料都没有找到。不管怎样，入党材料总还是应该有的。总之，围绕格里申一事有大量的谣言，但都没有经过证实。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上任以后，见他的保险柜是空的。或许，克格勃总部存有有关他的材料，但具体我不清楚。
我预计他会在我的工作中从中作梗，特别是在干部的安置问题上。他也有过这方面的打算，曾通过下面的人来推荐自己的人担任莫斯科市执委会主席。总之，每次有什么关键的职务时，我总是要想，格里申的人很有可能会被安插进来，因而做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我认为，市委机关的人，特别是那些曾长期和格里申共事的人，一定要撤换下来。这些官僚们都已经染上了停滞时期的坏作风：奴颜婢膝、巴结献媚、阿谀奉承。这些作风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靠再教育是行不通的，只有进行更换。我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我一上任就撤换掉了我的几个助手，常委、市党委成员是一步一步撤换的，但撤得非常果断。老人撤掉之后，当然需要找新人上任。中央委员会便推荐扎哈罗夫为市委第二书记。此前扎哈罗夫在科技部门工作，而再以前是列宁格勒市党委书记。
当时莫斯科市执委主席是普罗梅斯洛夫，他在莫斯科群众中非常“著名”，而且不仅仅是在莫斯科。那时曾经流传着一个这样的笑话：“普罗梅斯洛夫在华盛顿和东京之间来往穿梭，只在莫斯科作中转停留”。这笑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我当选后的第二天，普罗梅斯洛夫就找上门来。他刚到门口，便开门见山地说：“简直没法和格里申在一起工作”，还说了格里申许多坏话。然后，他又说：“叶利钦同志，您能当选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多么的高兴啊！”最后，他补充说：“您知道吗，我好像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全身充满了精力，这精力至少还够我干5年。”听到这里，我只好打断他的话，并告诉他，我们要谈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严肃地告诉他说应该退休，并且要体面地退。他还想来缠我，但我断然说道：“请您在明天中午12点以前将申请送来”。他临走时，我还补了一句：“注意，不要迟到。”到了第二天12点，他还没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也许，您对我的话没有在意。我建议您体面地退休，您清楚，也能够采用另外一种方式退休……”他明白过来，20分钟后就给我送来了退休申请。
此后，在两天的时间里4派人分别推荐了4个人作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人选。我觉得，每一派都想找自己的人。大家都知道，市长一职是多么的重要，有多少事情要取决于他的努力。我决定打破常规，到了吉尔汽车厂，从早晨8点呆到夜里2点。我在各车间转了转，会见了工人、专家、党员积极分子、设计师、工长等厂内的群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侧面又怎么样呢？我决定去找总经理赛金，并与他结识一下。我努力抓住任何的细节，观察他和工人、下级、党委书记以及与我谈话时的情况。我分析了好几天，终于得出结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市长。当然一下子还不行，还需要人们的帮助和支持。我和戈尔巴乔夫通了个电话，谈了我自己的想法。他同意了我的意见。赛金没有马上回话，他想了想，最后，经过思考最终同意走马上任。
我对市委书记也进行了更换。
一次，我来到《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会见了全体职工，和他们进行了大约4个小时严肃而坦率的谈话。该报新上任的主编是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波尔多拉宁。他此前曾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波尔多拉宁是一个原则性强、也很有天赋的新闻记者，他上任以后很快就使报社的气氛焕然一新。他刊登的一些报道曾使许多人胆战心惊。比如，我记得有篇特写，题为《大楼边上的车》，是讲私用小轿车的。这篇特写搞得整个莫斯科都议论纷纷。这些文章非常尖锐，而且，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波尔多拉宁被叫到中央。不过事前他们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对报社的工作如何评价？我回答说非常正常。
《莫斯科共青团报》发表的关于吸毒、娼妓、有组织犯罪的文章引起极大轰动，因为，从前从来没有人涉猎过这方面的事情。总之，莫斯科市的报界一扫默默无闻和俯首帖耳之风，对此我当然表示欢迎。有人试着提醒我不值得这样狠地批评和揭露莫斯科市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莫斯科总还是首都嘛！每当此时，我回答这些人：“这样的消极现象有没有？有。假如将这些伤疤和痛处遮盖起来，我们治愈不了伤口，仅仅是在上面抹上一层甜面酱，来蒙蔽人们的眼睛。任何消极的现象，不管它是多么的让人不快，也都要公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