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曾经十分严肃地问过我:“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扎伊科夫是我第十一个暗中的竞选委托人？……”总之，大家都让我一定在选举完毕，一切都顺利结束以后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他在竞选期间给予我的极大支持和帮助。我那些对手们因为对人类的反应规律一窍不通，不了解他人的心理，结果是每次都适得其反。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是不是有竞选的战术，或者是取胜的秘密和奥妙。我告诉大家，战术是有的，但它听起来确实是十分的简单，那就是健康的思想。不去做那些可能侮辱竞选对手的事情；在参加各种会见、群众集会时只说实话，尽管这些实话会令人感到十分为难，对自己会造成十分的不利，总而言之，要做到绝对真诚。另外，还需要不断地了解别人的心理，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我几乎每天都要与众多的群众举行会晤，最后一个月里一天就两次。当然，每次会晤后我都累得筋疲力尽，但每一次会面都让我内心受到鼓舞，使我相信一切都将会变得正常的。这其中的意义甚至还不在于我一定会赢，这种会晤可以说是我为自己确定的任务。这样，我产生了信心，相信和这些真诚地渴望公正、善良的人一道，我们是会最终从已经掉进的深渊中走出来的。
我不太喜欢群众集会，尤其是那种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有时，在莫斯科列宁山前的广场上聚集的群众多达10万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看清大家的面孔和眼睛，也不能与集会的群众进行相互信任的交流。但尽管如此，群众集会对政治活动家而言大概是最有力、最艰难的课目之一。这里需要掌握用一个字就能吸引大批群众注意力的艺术。在这样的场合，哪怕是仅仅说错一句话，人们也会将你从台上给哄下去的。
我本人对戈尔巴乔夫不参加这样的群众集会感到十分遗憾，这本来对他可能更有好处。戈尔巴乔夫习惯和事先经过专门准备的人进行对话，但这些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用汽车运来的，他们假扮成劳动群众。因此，列宁山前群众集会的经验对他而言将是非常宝贵的。或许，他最终会这样做的……
我还想重申，群众集会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常危险的工具。在这里，人们不控制感情，也不讲究议会式的表达方法。这样，就要求集会上的发言要非常慎重和准确。我现在说不清楚，我究竟参加过多少次集会，或许是20多场规模宏大的、由成千上万群众参加的集会。每当这些成千上万的群众看到我，并开始有节奏地高喊“叶利钦！叶利钦！”时，我的感情是多么的复杂。呼喊的人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说实话，此时你是感觉不到欢乐和愉快的。要让这种冲动、欣喜的浪潮平息下去，你得赶快走上讲台，并抓住麦克风开始讲话。当人们开始听你讲话的时候，整个气氛才开始有所转变。我之所以带着某种内心的谨慎来看待这种群众的热情，还因为我们都知道，许多人当初是多么地容易激动，然后又是多么容易地失去信心。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去想入非非。
集会以后我常常与我的竞选委托人在此问题上发生争执。他们认为，人们抑扬顿挫地将“叶利钦”这个名字叫得越响，集会也就越顺利。这真的胡编乱扯。
总而言之，我的竞选委托人都是些特别的人。他们对我奉献出无私的支持、真挚、忘我精神和忠诚，对此我会永远感激不尽。很多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犯了个可怕而又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我挑选的竞选委托人都不是干这一行的人，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学者，仅仅是些普普通通、聪明和富有人性的人。竞选以前他们这些人我谁也不认识，他们给我打电话，并直接来找我，说愿意作我的竞选委托人。这时，我告诉他们说：“谢谢你们，但你们要仔细想想，这将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说：“我们知道很苦，专门请了假，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曾夜以继日的替您工作……”列夫·叶甫根尼耶维奇·苏汉诺夫领导我的这些竞选委托人的工作。苏汉诺夫是一位无私的人，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为我的竞选而进行的协调工作中。多么可敬可爱的人，我感谢他们……
在您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有什么不足？是否搞过独裁主义？
您在第一次与莫斯科人会见时就已经收到黑手党徒及其妻子们的信，他们发誓说要折断改革这根粗壮的桅杆，这是真的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