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任何时间和我的朋友们坐一坐，聊聊天。尽管这非常让人伤心，但我还是离开他们了。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生活节奏像发了疯一样，很不正常。应该找点时间去找我的朋友们，但总是挤不出时间。我来到母亲那里。她为我的事情操碎了心。抱了抱她就走了……请问，是您拼命想到莫斯科来，还是纯属偶然来莫斯科的？
您在莫斯科是怎样挑选住房的？①
1985年4月3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常委会上，大家正在激烈地议论有关播种的问题。那时的情况非常复杂。冬天雪下得很少，没有什么水分。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说，播种应该再缓一缓。虽然结论已下，但我还是决定到州里的各个区去看一下，与专家们再商量商量。我晚上到各商店去转了转。对商店的供应状况，总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想再亲眼看一下，当时的食品供应好像好了些，出现了许多肉类、奶酪、禽蛋、香肠，但还是却得不到一种满足感。
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晚上，我的思绪完全被吸引到了另一个地方。我的汽车里响起了电话铃声，是从莫斯科打来的：“叶利钦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多尔吉赫要和您讲话。”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向我道了声好，出于礼貌问我生活得怎样，然后说，政治局委托他建议我去莫斯科工作，去苏共中央建设部当部长。我稍加思索，回答说，我不同意。我心里默默在想，我是在这儿出生、长大，并在这儿学习、工作的。我喜欢在这里工作，虽然成果不大，但还是有一些的。主要的是，我和大家之间的关系是牢固的，也很有意思。我们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是多少年以来形成的，可这些我在嘴上都没有说出来。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这些人中间进行工作，而现在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如果让这儿的事情半途而废，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心里并不十分明了，但潜意识中是有的。我这个中央委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作了9年半的第一书记，一下子把我抽调到莫斯科去做中央建设部的部长，这似乎有点不合常规。我差不多想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生产在全国各地占第三位，州委第一书记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在这里对人们会更有用，并且传统也是这样——先前的州党委第一书记去做了中央书记，里亚博夫也当了中央书记，而为什么却让我去做一个部的部长。”总之，我给多尔吉赫谈了许多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告诉他我不会同意。我们的谈话就此暂时结束。
接着，我认真思索了自己今后的命运，一夜没能合眼。我知道，中央不会只打这么一个电话就会完事的，后来证明果然是这样。第二天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打电话给我，他当时已经知道我和多尔吉赫谈话的情况，因此他这次说话更为干脆，不带一点商量的余地。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口谢绝了，说：“我离不开这里，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是独一无二的州，广阔无边，有近500万居民，这里有许多问题还等着我去解决，不，我不能同意。”因此利加乔夫用无可争辩的口气谈到了党的纪律，说政治局已经做出决定，而我必须服从这个决定，去莫斯科。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说：“那好吧，我就去吧。”于是，我离开了家乡，并在4月12日开始在莫斯科工作。
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分手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我离开了我的朋友、我的同志、还有我的母校——乌拉尔工学院。我在这里经历了生产这个大课堂，从基层工作转入搞党的工作，这里有我的全部的生活。我就是在这里结的婚，并在这块土地上生下了两个女儿，并有了一个外孙女。再说，我已经54岁，年纪已经不小了，这个年龄对改变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及变换工作而言已经有点老了。
那时全国盛行一种莫斯科综合症，这种综合症表现独特。其一，一方面人们对莫斯科人感到反感，另一方面又非常渴望迁到莫斯科去，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莫斯科人，这其中的原因和根源十分明了。不是因为莫斯科人好，而是因为在当时那种紧张的社会经济形势下首都还算不错，也有那时总想搞一些波将金那种装样子的村庄的原因。
莫斯科是外国人经常来的地方，外表上应该显得更迷人些，应该有食品，也应该有地方上将会忘记的商品。外地人来到莫斯科要花几个小时排队买进口的靴子，或者香肠。这时，一边站在长龙似的队伍中，他们一边对莫斯科人感到嫉妒和气愤，心想，这些莫斯科人的生活是多么幸运啊，简直应有尽有。而莫斯科人对那些挤满所有首都商店的外地人也感到反感，总抱怨因为这些外地人来了，莫斯科人才买不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