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这一体系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当时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行政命令的方式，我也在其中受到了感染。我是否召集开了会议、是否主持了常委会、是否在全会上做了报告——这一切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和势力。不过，当时这些做法也很有成效，尤其是当领导人具备一定的斗争素质时，更是如此。但是我逐渐地感到，监督的情况也说明，一些看上去正确的州委决定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纸空文。区委、市委第一书记、执委会主席、基层厂长们许诺的话越来越经常地无法得以实施。这个体系明显地出现了混乱。
在8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所有的劲都使了出来，所有的方法都已经试完，所有的道路都已经走过时，我们越来越难找寻那些新的道路。虽然我们还和往常一样，在1月开始时依然召开常委会议，企图以此找到些新的工作方法，并设法让这些方法在州里的党组织中得以贯彻实行。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我已经失去了以前的那种自信心。虽然我没有向任何人承认过这一点。那些潜在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已经差不多运用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感到非常疲倦，觉得似乎是走上了绝路。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州的情况已经一团糟，那里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
第8章选举纪事1989年2月22日
莫斯科第一民族区域选举大会大约是在凌晨3点结束的，又大约过了3个小时以后，我就坐上了从莫斯科飞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班机，飞往我的故乡。我请求我的竞选委托人给那些推举我为候选人的州拍了电报，表示我感谢他们并通知，我将要到另一个选区去参加选举，但我没有说到哪一个选区。
我之所以飞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由于我觉得不能就这样只是以一个简单的报告告诉他们。
我不准备在那里参加竞选，我要留在莫斯科，而且不在那些我几乎有百分之百希望当选的选区参加竞选。我要亲自告诉我的老乡们。很多人，不管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都对这一举动弄不明白，他们声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说我是想以此招摇过市、表现卑鄙无耻、盲目自信等诸如此类的话。我没有理睬这些疑问。不过，倘若我万一当选不上人民代表，我冒的风险就太大了，我将丧失从长期的政治监禁回到人民中的唯一机会。在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克服了选举道路上的许多障碍之后，我决定要采取一个新的行动，确实这个行动看来有点古怪。
无论如何，我还是应该在莫斯科这一主要的选区进行一番竞争。这并非是渴望伟大和一种强烈的自负感驱使我去这样做，而是因为需要用自己的行动向自己以及所有其他支持我的人证明，在另一个时代，一个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不顾上层机构、官方意识形态等等所施加的一切压力，来到选区并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时代已经来临。
如果我自动放弃在莫斯科的候选资格，而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选，那我的竞选就可以从此告一段落，只需等到3月26日这个选举日的到来，仅仅需要次日一大早去看自己胜利的结果。大多数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人将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到我的名下。
我在首都参加竞选斗争获胜的希望大约是一半对一半，这一情景将是我在中央发言时那种场面的继续，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在那里我是单枪匹马，反对我的是那个被激怒了的党的官僚系统的上层人物。但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反对我的还是那些上层人士，只不过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和我在一起的是有成千上万人的整个莫斯科人。并且还不仅仅是莫斯科人，所有人都早已对一切政权机构泛滥成灾造成的伪善、虚伪、谎言、老爷式的自满作风和自信从心底感到厌恶。
我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天已经放亮了。虽然我彻夜未眠，但是，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所有的疲倦、近几天来所有的紧张感便马上烟消云散了。我直接从机场去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人们见面。第一次见面花费了3个小时。然后，我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和朋友们拥抱告别后，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大工厂的礼堂—文化宫。在这里，我收到了500张提问的纸条，几乎还有一半纸条上都写着：“叶利钦，你别去莫斯科了，那儿的人会把你打个粉身碎骨的。莫斯科人狡猾得很。”我们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夜里1点。我告诉老乡们，无论如何我也应当在莫斯科展开我的竞选斗争。我觉得他们最终还是理解了我。当然他们也说，我如果万一在3月26日莫斯科的竞选碰到失败，先不要着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们都将会设法在这个选举日让所有的竞选人都落选，好让我有机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取胜，以参加第二轮选举。总的而言，他们的主意已定。他们并且还补充说，在选举日这一天，凡是有一点能力的，都要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买张票飞往莫斯科，好在那里和莫斯科人进行一下较量。瞧，我的老乡是多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