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来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全班男女同学都来到我们上大学时我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打算结婚。在此以前我们已经去了上伊谢特区的婚姻登记处。在当时不需要事先进行登记的申请，新婚夫妇和证婚人一起来到登记处，登完记以后就可以回家。
当时，在大学里，特别是最后几年，婚礼很多，我是所谓的共青团婚礼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共青团婚礼一般是在宿舍或食堂里举行：喧闹、愉快、风趣、别出心裁。就这样，在这些婚礼上，我一手导演了很多家庭的结合。因此我的朋友们决定联合起来“报复”我。他们替我们组织了一场很愉快的共青团婚礼。婚礼是在“农民之家”举行的，尽管许多同学被分配到了其它城市，但他们还是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这是一个真正的婚礼，大约有150人参加。朋友们想出了各种各样花招，特别是尤拉·谢尔丘科夫、谢廖沙·巴尔科夫、米沙·卡拉西克和其他的朋友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一辈子都记住这场婚礼。朋友们写了整整一首颂诗，还送给我们引人发笑的自己编印的报纸，还想了些愉快的标语和其他出人意料的可笑东西。遗憾的是，这些礼物都没能保存下来，随时间的流逝，它们全部丢失了。想来真是令人遗憾。
婚礼持续了一整夜，这还不算，我的亲戚们要求再进行一次典礼，因为“农民之家”的地方太小，那里去的主要都是些年轻人。于是我们又给亲戚举行了婚礼。我们又来到奥伦堡，那里娜娅的亲戚也要求举行第三次婚礼。娜娅的家是真正的农民家庭，古老的传统仍然保留着。在她的家里也许也有30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她的父母在市区有个自己的小屋和一个菜园。
我们在父母家里只住了几天。每到晚上，我们就坐在家里的门槛上，面对着宽阔的林中旷地，开始谈论和幻想：幻想着未来，也憧憬着今后的生活，也考虑其他的各种事情。
她和我后来一起回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她在水渠设计学院工作，并在那里工作了29年多时间。在这期间先后担任过总设计工程师，领导过一个小组。她工作认真，同事们都很尊敬她，所以她的工作比我轻松一些，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结婚不到一年，我就把妻子送进了产房。当然，我本来是想要个儿子，但却生了个女儿。不过，我也非常满意。我给她起了个名叫列娜。我和朋友们在产房边往窗里扔花，后来回到宿舍又庆祝了一番，晚饭大家吃得非常开心。过了两年多我又将娜娅送到产房，虽然我不信迷信，但那些信迷信的人让我遵守的习俗我都一一照办了：枕头下放了把斧头和一顶小军帽。我的朋友，研究风土民情的专家说，我这回一定能得个男孩，但所有这些却都是枉费心机，我们又得了个女孩。我给她取名叫塔季娅娜。这是个很温和、动不动爱笑的孩子，性格也许更像母亲，第一个孩子的性格像我。
说实话，当时的细节我记不大清楚了。当两个小姑娘学会走路、说话时，我很少花费心思去教育她们，因为我几乎昼夜都在工作。我们仅是在星期日见面，并在这一天的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当女儿们长大一些之后，我们自己给自己安排节日，去饭店吃饭，这给她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一般白天，光顾“大乌拉尔”饭店的人并不多。我们订了午餐，外加冰淇淋，小列娜和小塔妮娅都特别能吃。
好像我并没专门教育过她们，但她们对我却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我又亲热又温柔。只要能让我满意，她们做什么都可以。她们上学以后，我对她们说：“4分不算好成绩”。后来她俩学习总得5分。她们都十分用功，总之，我在她们的教育问题上没花费什么力气。当然也产生过一些纯粹生活上的问题，有时缺这少那的。孩子生病时，也有过通宵达旦守护的情形，但这属正常而普通的生活。
我总是和妻子在一起度假，我们俩一辈子都呆在一起。记得有一次我一人到了基斯洛沃茨克市，女儿们还小，我没带着，娜娅留下来照顾她们。我一个人刚在那儿住了5天，就往家里拍了封电报：“你快来，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娜娅把孩子安顿了一下，就坐飞机来到了我的身边。我这才立刻平静下来，要不然我就坐立不安。我们租了一套私人的住宅，这样，我们又可以整天在一起了。当小女儿满6岁，大女儿满8岁时，有一次，我们全家4口人在森林里、在湖边的帐篷里度假期。可能，这是最好的、印象最深的一次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