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家住外地的人，千方百计地要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莫斯科来，不管有多么苛刻的条件，也不管因此要受到多少侮辱。因此产生了一个在新出版的词典中都找不到的新词汇——定额临时工。这是指一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这些工人通常从事一些技术水平不高的工作，做过几年之后，就可以获得莫斯科户口，并成为真正的莫斯科人。
坦率地说，我对莫斯科人也不是没有成见。当然，我从来没有与他们认真地交往过。我基本上是在和各种各样的全苏及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见面，但是仅仅在这种交往中，我就感觉到不快。他们在这些交往中掩盖不住自己的假斯文以及对外地人的抱有蔑视态度，因此从情感上我有时也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感情发泄到了所有莫斯科人的身上。
我自己从来就没有盼望过或者有一丝的愿望要想到莫斯科工作。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给我在那里提供的职位，包括部长的职位。我不仅是过去，还是今天，都喜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乡巴佬，也不认为在这方面我有什么吃亏的。但是，最后我却还是被迫来到了莫斯科。
人们把新的住房指给我看，可当时我的情绪很不好，所以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我同意分配给我的这套住房，它位于白俄罗斯车站的旁边，在第二特维约尔斯克一亚姆斯克大街，这儿非常吵，也非常脏。我们党的领导人一般都居住在孔策沃，那儿既安静、清洁，又很舒适。
我将全部的身心都投入了工作。我们建设部工作也很积极，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工作方式，这也是自然的。每天我都要到晚上12点钟或是12点半才能回到家。一大早，8点钟又该上班了。我并没有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是我的同事们，特别是我的副手们却努力尽量也这样做。
说实话，最初当我跨过苏共中央大楼的门槛、在这座位于老广场的大楼内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神圣的感觉。这座大楼是全国政权的堡垒，党的强大的权力体系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所有想法、命令和任命的产生地，那些宏大的、但是却是难以完成的纲要，呼吁人们前进的口号、冒险行为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的犯罪也都出自这里。这座大楼顷刻之间就能够决定将在几年之内震撼全世界的问题，比如说，有关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问题就是在这儿炮制的。
可我刚开始工作时，丝毫也没有去想这些，我只想让建筑行业振兴。我对建筑问题还是非常内行的，因为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基层领导工作，有积累的经验，知道这一行业的主要症结之所在。
我一生中从没有受人支配过。比如说，我就从来没有当过副手。最初，虽然不是副局长，但却是工段长，虽然不是托拉斯的主席、副主席，但却是一个局的局长。因为这个原因，我已经习惯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而不会将由此带来的责任推卸给别人。而在这里，在中央等级森严要绝对服从上级，一切都要严格执行，不管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出殷勤。自然对于我这个不受拘束、自尊的性格而言，这种冷淡的官僚主义框框让我觉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建设部受苏共中央书记多尔吉赫的领导，他是第一个不得不和我的这种独立自主性发生冲突的人。我记得他主寺召开主管部部长的会议，在我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时，由多尔吉赫发言。我看到在他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各自厚厚的笔记本上拼命地进行记录，恨不得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只有我一个人用耳朵听着，只是提纲性地把原则性的问题用一句话记下来。多尔吉赫看来已经习惯于人们将他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他看着我，脸上明显地显出不满，好像在说：“您这算什么呢，我在说，但您却不做记录。”当然他没有流露出来。但在第二次会议时却问我：“您有没有问题，或许没有全部记住吧？如果有，您问我好了。”“不”，我回答到，“我全都记住了”。
当然他知道我现在的职位只是暂时的，我的职务很快就会发生很大的调整。这样，我和他之间才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冲突或产生什么问题。当时的工作非常多，当然我对曾经在苏共中央建设部工作并没有感到后悔。我在这儿了解了全国这方面的整个情况，和许多州、大的共和国都保持着联系。
当我在这个部工作时，我不得不和总书记打交道，但只是通过电话。坦率地讲，他不愿意和我见面、说话。这使我感到震惊。第一，不管怎样我们之间毕竟有正常的接触；第二，戈尔巴乔夫非常明白，他和我一样，也是从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调到中央来的，而且他工作过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发展的潜力要比我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潜力小得多，但是他却来当了苏共中央书记。我想戈尔巴乔夫非常明白，我心里想的什么，但是我们相互都没有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