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州克格勃局之间关系也很正常。克格勃局长是戈尔尼洛夫，常委候补委员，列席党委会会议。我时常到他的局里去，了解克格勃工作的情况，研究克格勃工作的机制，熟悉每一个分部的情况。我自然知道这位克格勃局长对我打了一些埋伏，但尽管如此，我对克格勃的机构和体系还是十分清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89年夏天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审议克留奇科夫的事情时，我进行了发言。这不是偶然的，我毕竟还是了解这个对一般人而言很是神秘的机关。
一次，我们因为西伯利亚的事情而发生了一场悲剧性的事情。为了检查了解情况，克格勃副主席皮罗日科夫来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这还是我任州委书记不久的事情。我、皮罗日科夫、戈尔尼洛夫三人，心平气和地在一起论谈着。戈尔尼洛夫说，克格勃和我们州委之间的工作十分和谐。突然间，皮罗日科夫大吼一声：“戈尔尼洛夫将军，站起来！”戈尔尼洛夫“腾”地站起身来，一双手不由得对准了两边的裤线。我也被弄得莫名其妙。这时，只见皮罗日科夫一字一句地说道：“将军同志，请您记住，您在工作时，您要做的，不是和党的机构间保持和谐，而是要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并且只能接受它的领导。”瞧，多么有意思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
应该说，在我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10年期间，不论有人费了多大的劲，也没有发现一个间谍。戈尔尼洛夫却因而觉得十分难过，怨我们工作搞得不好：“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样一个州少说也要抓住个把间谍，而这里却真的连一个也没有。”
当然，我们那里也发生过严重的情况。比如，1988年12月31日至1989年1月1日的夜间，我们那儿的气温达到零下57度。全州马上因此而发生了几起大的事故。别洛亚尔斯基原子能发电站机房里的钢架结构经受不住寒冷的袭击，倒塌时溅起的火星，引燃了室内的油料，引起了一场火灾。消防队员们表现非常勇敢，几个小时之内就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把所有的消防力量调来。当时橡胶正熊熊地燃烧着，冒出一股股有毒的黑色浓烟，憋得人喘不过气来，只能戴着防毒面具工作。不论如何也不能让火烧着了核反应堆。有上百辆汽车整装待发，准备将居民疏散出去。最后，经过消防队员和其他专家们共同协力作战，大火终于被及时扑灭，电站也终于保住了。更主要的是，人们的生命得到了挽救。不然，真不知要发生一场多么严重的灾难性事故。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有许许多多的国防企业。在战争期间有437家大的工厂从被法西斯占领的土地上搬迁过来。这些机器刚运来时，往地上一放，就在露天的条件下投入了运行。即使在这种艰苦的工作条件下人们也源源不断地给前线输送武器装备。
战争期间，从前方撤退过来的人们都住在土窑和工棚里。因此我们这州的工棚差不多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我已经讲过，我讨厌这些破烂不堪、四面透风的小屋，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在这样的破屋里住了几乎10年。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这些木板做的屋子，想起每排这样的屋子里住着10、15～20户人家的情景时，我就感到心情特别沉重。如今已经20世纪，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了。在我刚刚接手这个州委的工作时，全州还有好几千户住在这样的工棚里。上任后不久，国家就作出了关于在10年内拆毁这些工棚的决定。我心里很明白，谁也忍受不了10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地、一劳永逸地让这些房子从我们故乡的土地上消失。
我要求给我一个计算结果，结果表明，要建大约200万平米的住房才能满足所有住工棚的人们的需要。200万平米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全州1年才总共建200万平米，而且等候住房的长龙似的队伍里有残疾人、多子女家庭、老战士和其他的人。
在我担任领导时，我不仅一次地作过艰难的抉择，不得不常常绞尽脑汁地思虑。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哪件事情更为重要，是把那些住这种破旧工棚的人全部都搬迁出去，并将排队等候住房的队伍冻结1年，还是让人们在这种非人的生活条件下再苦等10年，同时却按次序给等候住房的人们分房呢？最后州常委会做出决定：等候住房的队伍先冻结1年，这就是意味着，在1年中谁也分不到房子，只有住在工棚里的人才能分到住房。可又有什么其它好办法呢？只能让人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现在应当先帮助那些住得最差的人。的确，人们基本上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也不得不去进行一些解释性工作，给他们讲道理，做动员工作。这可让厂长们左右为难。有关冻结分房的决定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这样就使用了他们的财力、物力以及建筑力量，可他们忙了半天却是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这种东西也照样不能打动他们。对这些厂长的心情和处境，我当然了解，我自己也做过基层干部，我也非常清楚，一幢新的住房对一个集体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些等待分房的工人又是多么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儿。而今天，已经建好的房子却要无偿地献给别人，这有多么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