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开始了。我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想对当时国内已经形成的一潭死水的状况进行挑战。我在会上所作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尤其是在当时人们对勃列日涅夫都极力吹捧时，更加引起大家的注目。不过，就像我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我还缺乏足够的政治勇气，无法给我们党内已经腐朽的机器来个毁灭性的打击。另外，我也不十分了解中央委员们，因此，我没能真正地影响事情的发展。我那时就已经看到，中央已经不再像一个中央了。应当说，当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认为国家会从此大大向前推进。但这件事情却没有能够发生。看来，戈尔巴乔夫没有抓住最主要的东西。他希望在农业上来个一蹴而就式的努力也没能取得什么进展。
还是我在作州委书记时，就已经和戈尔巴乔夫相识了。他那时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书记，而我则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的书记。我们第一次是在电话中相识的，我们常常通话。我们相互之间经常需要提供某些帮助：我从乌拉尔给他运去钢材和木材，而他则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给我运送食品。不过，戈尔巴乔夫从不给我超出预算之外的东西，但像肉、禽之类的东西还是很，慷慨大方的。在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时，我走到他的面前，真诚地握了握他的手，表示祝贺。后来，我还不止一次地去找过他，因为我们州正是位于收成不稳的区域内，在这儿发展农业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每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我们都要热情地相互拥抱。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我觉得，他刚来中央工作时不像现在这样，那时，他为人更为直率、真诚，说话也更为开诚布公。他非常希望改变苏联农业的落后状况，并为此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与共和国、州都保持着大量的联系。后来，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或许，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之间关系变冷的开端。
一次，党中央的一个例行委员会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检查工作。那时，这种检查工作的委员会很多。该委员会检查了我们州农业方面的状况。当然，除了好的方面以外，委员会成员们还发现了很多缺点。我不隐讳，不足是有的，但是，总结报告中有许多的情况却被明显地歪曲了。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一个简短的决议，而且在通过决议时没有通知我前去。我们只是收到了已经通过的决议。没过多久，苏共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卡普斯强就来到我们州。我们把积极分子召集到一起，会上，卡普斯强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所作的这个决议作了发言。我自己也表了态，基本上同意委员会所作出的结论，但尽管这样，我在发言中也说到，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我有不同意见，并且列举了这些观点。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这个决议提出异议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卡普斯强再次发言。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说出的话更为尖刻。
此事发生后不久，我就被传到莫斯科。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令我深受痛苦。我思虑了几个晚上，反思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是否还要坚持己见。当时，卡普斯强已经和苏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起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其中称：“叶利钦同志不是客观地评价州里的不足，不同意委员会所作的一些结论，在苏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议之后，还发言反对其中的一些结论，所以，他破坏了纪律”等等。我来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这个消息。所以，当我来到中央，人们告诉我，科皮托诺夫在等着我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科皮托诺夫看到我时用一种谅解的口吻对我说：“叶利钦同志，苏共中央委员会收到了由两个部递交上来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也不是想找您来谈这个问题的，我只是想让您看一下这个报告。”说完，他将报告递给我。我看完这个报告，并重申了我在州委全会上所作的发言。说：“我不同意这个给中央的报告中所列的一系列结论。”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这次首都之行，我还去拜会了戈尔巴乔夫。他见我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聊了聊。等我起身即将告辞时，他才问我说：“你看到那个报告了吗？”好像内心对我的行为感到不满。我回答说：“我看到了”。因此，戈尔巴乔夫冷冰冰地冒出一句：“你应该就此作出结论。”我回答说：“从这个决议中已经可以得出某种结论，这个结论也是有的，不过它是根据报告中论述的不客观的事实做出的。因此，我没有必要再去做什么结论。”戈尔巴乔夫说道：“不，你最好还是再看一下。”真见鬼，他对任何人都使用“你”这个不尊敬的称呼，我还从没有遇见过他称呼为“您”的人，对政治局那些年纪比他大的人，如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沃罗特尼科夫，以及其他的人他也使用“你”这个不敬的称呼。或许，是因为他修养不够，也许是他习惯如此。但每当他称呼“你”时，我的全身就感到阵阵的不舒服。只是，我从没有和他谈过这件事情。有关这一委员会的情况和报告就到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