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苏共中央像西蒙诺夫这样的人却少得十分可怜。一般,我去中央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去一两趟找过拉祖莫夫,这也仅仅是为了让他不会感到因我老不来而有什么不愉快。我去找中央书记也仅是出于礼貌。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也只能在部长会议才能得以解决。我和部长会议的关系很好,和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关系也是务实的。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就认识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他那时是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总经理。后来,他去了国家计委和苏共中央。在他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以后,我尽量不滥用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还可以从当时国家领导人的生活中举出这样一个事例。我们要解决建造地铁的问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拥有120万人口,而要建造地铁就要征得政治局的同意。事先我给勃列日涅夫打了一个电话,他让我去。在当时勃列日涅夫一般事先用他的名字写好一个说辞,这样,他就什么也不需要做,只需作出决议就可以。我来到他的房间,坐了只有5~7分钟。那天是星期四,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天。因为,他星期五要去扎维多沃这个地方度休息日。因此,他总是在星期四时就匆匆忙忙地尽快地处理完所有的公事。他自己不会起草决议,就对我说:“你口授,我写”。我就开始口述起来“责成政治局准备有关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造地铁的决议草案。”他写好,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然后把它递给我。我知道,即便这样,他也会在什么地方把文件丢失的。于是,我对他说:“您还得把自己的秘书叫来”。他都一一去办了。总书记的助手应声而到。我对勃列日涅夫说:“您现在命令他,让他完成下列事项:一、将文件记录在案;二、将文件进行登记;三、让下您的命令:把这个文件分发给政治局成员。”这个助手也同样默默无声地一一去做了。然后,他将这张纸拿走了。我们就此分手。很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造地铁一事就得到了政治局批准。
我举的这个例子在那时是十分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后时期,已经不明白他所签署的东西,也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话,权力都掌握在他周围的人手中。他甚至将我口授的这份文件也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签名时根本就没有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他顺便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在他的周围有多少市侩和骗子!有的人纯粹就是罪犯。他们却利用勃列日涅夫,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勃列日涅夫在签署我那份文件时,没有一丝的私心杂念。但是,他却不知下达过多少命令,这些命令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同时却给另一些人带来了灾难和痛苦。想起这些事真是令人感到害怕。
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亲戚,无论是那些熟悉或者是不很熟悉我的人,谁也从没有找过我,请我帮过他们什么忙。今天,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在那停滞的年代里,任人唯亲、贿赂却是泛滥成灾。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立即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正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可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为人,从来不对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甚至也很难想像,如果来找我谈这样一些问题,我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的确,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这种权力欲不知让多少人的头脑发昏。但是,当你仅仅是怀着下列目的来使用这一权力的时候,你就觉得权力不够用了。这一目的就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让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人都能真正地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仅仅在当你要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者想要给人一点儿什么其他好处的时候,这种权力才显得巨大无边。这种情况以前是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
在那个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确是个“土皇帝”,是州里的一州之主。他的意见,不论是什么意见,都是不得反对的“圣旨”。我也利用过这种权力,但仅仅是为了其他人,从没有因为自己的私利而利用过这种权力。我立下志向,决心要更快地让我们州的经济机制运行起来。周围的人也都听我的安排。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我州企业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的地方要好些。但尽管如此,我却从没插手过法院和检察院的事情。我仅有一次不得不亲自插手轴承厂厂长的案件。这位厂长因为厂里的材料耗费过多而被拘留起来。我从心里可怜这位年轻的厂长。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基层领导的工作,知道有一层一层束缚领导人手脚的官僚机关。这个厂长是个好小伙子,他工作肯动脑子,而且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当然,他自己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过错,但这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仅仅是工作中的失误。我请求认真地调查他的情况。后来,这个厂长被释放了。